牛肉 牛排

不捍卫工业化肉类,就无法捍卫工业化食品。**

对扬·杜特凯维奇和加布里埃尔·罗森伯格的《喂饱人民》一书的评论

亚历克斯·史密斯

202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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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真正的食物。这几乎是美国另类食品政治的信条,而且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属于左翼阵营。吃真正的食物意味着放弃工业化农业,拒绝冗长的配料表、植物油和玉米饲养的牛肉,这样做就是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体系进行无声的抗议。我们被告知,这是一种进步的政治——由小农户、有良知的食客和环保主义者组成的联盟,共同对抗大型农业企业的掠夺。

那个联盟已经不复存在,但“真正的食物”这个词却流传了下来。如今,“真正的食物”成了“让美再康”(MAHA)运动的口号,卡利和凯西·米恩斯等人反复强调,小肯尼迪也为其背书,郊区妈妈们在Ins上互相提醒要警惕水果圈和多力多滋薯片。词汇几乎没变——健康、纯净、天然、传统,以及祖母都熟悉的食材——但现实却早已截然不同。

在这种改变后的现实背景下,扬·杜特凯维奇和加布里埃尔·罗森伯格出版了《喂饱人民:工业化食品为何有益以及如何使其更佳》一书,呼吁另类食品运动重新审视他们长期以来对工业化农业的批判。然而,尽管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提供了一个理解工业化食品生产价值的有用新视角,但他们并未完全捍卫整个食品体系。他们认为,工业化食品是好的,但肉类和乳制品除外,因为这些仍然是美国农业经济和饮食的基础。

毋庸置疑,畜牧业存在诸多问题——与其他食品相比排放量高、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巨大,以及动物福利问题——但如果对工业化食品生产的辩护不包含工业化肉类和乳制品生产,那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技术先进、规模庞大、资本雄厚的生产模式能够解决农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些系统不能解决畜牧业特有的问题呢?

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很可能在MAHA突然崛起之前就写完了《喂饱人民》的大部分内容。MAHA与美食环保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对动物蛋白的狂热追求。这使得他们在书中关于肉类生产问题的前后矛盾之处更加显眼。如今,要为反工业化的美食政治提供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拥抱只有工厂化养殖才能带来的效率、创新和监管优势。

谁反对工业化食品?**

毋庸置疑,《喂饱人民》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在书中,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主张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食品辩论。他们提出的“民主享乐主义”理论,被定义为“一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简单快乐中寻找道德价值的政治方法”(18),代表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反对那些鼓吹有机、农场直供和健康饮食的另类美食家们所持的禁欲主义和带有评判性的道德说教。

正如《喂饱人民》一书所揭示的,工业化食品体系本身就蕴含着某种乐趣。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认为,这些乐趣——无论是深夜去华夫饼屋买个华夫饼,还是在便利店买个鸡蛋三明治——都应该得到捍卫,并以减少其危害的方式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然而,这些乐趣的可及性却依赖于批评者所称的“工业化”的大规模、高效率食品生产体系。

通过这一框架,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揭示了反对工业化食品生产的各种论点的荒谬之处。美食家们怀旧的“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而以家庭农场之名涌现的农贸市场也仅仅服务于美国一小部分富裕人群。一个建立在小型本地生产者基础上的体系根本无法以足够低的价格提供足够的热量,从而满足作者们所捍卫的那些享受。关键不在于应该勉强接受快餐和加工零食作为“真正”或“慢食”的劣质替代品;而在于,几乎所有的食物——无论是新鲜西兰花还是好时纸杯蛋糕——本身都是工业化食品体系的产物。

在这一方面,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正在做着真正重要的工作。温德尔·贝瑞、迈克尔·波伦和爱丽丝·沃特斯等人所宣扬的种种谬论,仍然影响着相当一部分表面上支持进步主义的人群。从进步主义的、以正义为导向的视角来揭穿进步主义美食家的叙事,对于美国左翼重新定义食品和农业的未来至关重要。

但是,尽管反工业化的伪进步主义确实在美食政治领域主导了几十年,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所针对的这场运动已经失去了影响力。贝瑞、波伦和沃特斯的观点仍然错误,但反工业化食品运动的核心力量已经完全右倾。与之相关的辩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进步人士对这种转变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恭维式的解读,认为食品运动被劫持了。而更准确的解读是,食品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政治,而是一种披着进步外衣的纯粹主义和厌恶主义政治,如今这层外衣终于被脱掉了。MAHA、男性美食圈以及郊区妈妈们的另类饮食习惯,并没有扭曲曾经自由而正义的食品运动——只是揭露了其内在的保守主义本质。但更重要的是,MAHA运动彻底改变了食品话语体系。

直到2024年,关于工业化食品的争论还只是进步派内部的争论,各方观点基本一致。参与讨论的所有人——素食主义者、有效利他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另类食品爱好者、食品正义倡导者——都认同工厂化养殖不好,现代美国人的饮食中肉类含量过高,而且无论未来如何,都将意味着食用食物链下游的食材。分歧在于规模、技术和手段:扁豆与细胞培养牛肉之争,小型乳制品厂或牧场与纯素食主义之争。如何解决“肉类问题”曾引发激烈辩论,但几乎所有另类食品运动的参与者都认同这是一个问题。

MAHA 已经重新定义了这种格局。虽然 MAHA 推崇小型、可持续的农户,但很少有 MAHA 成员会在他们的文章中直接批评或抨击大规模畜牧业。而且,他们几乎不接受“吃肉对人类、环境乃至动物本身有害”的观点。相反,MAHA 将美国的食品政治格局重塑为围绕着一些更难以量化的因素:健康和营养。

反工业化食品联盟不再仅仅由沿海地区的进步人士组成,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影响力更大的联盟,成员包括健康领域的意见领袖、反疫苗人士、自由主义自耕农以及认为食品体系正在毒害孩子的郊区父母。许多受MAHA影响的反工业化食品人士,非但没有认同肉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反而将肉类(尤其是牛肉)和乳制品奉为美国人健康的关键。

肉类问题**

肉类问题始终是大多数食品辩论的潜在主题。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的案例也印证了这一点。《喂饱人民》一书虽然旨在捍卫工业化食品生产,但显然并非在为所有工业化食品生产辩护。

作为替代蛋白的长期倡导者,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早在出版《喂饱人民》一书之前,就已明确表达了他们对肉类消费和生产的立场。在*《新共和》、《连线》和Vox等媒体上,两人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肉类行业并推广肉类替代品。因此,《喂饱人民》一书即便在捍卫工业化食品的各种益处之后,仍然对工业化肉类生产、再生牧场以及其他小规模、更“从农场到餐桌”的动物饲养方式的虚假宣传提出了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喂饱人民》一书中,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明确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大幅减少肉类消费。他们倡导提高肉类税收,以帮助将肉类生产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并推广改良的替代肉类来源,以取代工业化生产的肉类。尽管他们认为“少吃肉,笨蛋”这样的政策提案等同于“肉类紧缩”,但他们将吃肉等同于“其他你可能也不愿放弃的不良嗜好——酗酒、冒险性行为、危险运动、赌博”(93)。例如,他们设想的健康工业化食品未来将包括华夫饼屋分店供应“菌丝体牛排和用植物肉做的汉堡”,并且由于“动物福利法的改进和对农业征收碳税”,将不再供应红肉(229)。

但是,肉类实在太受欢迎,也太普及了,短期内很难被替代品完全取代。虽然植物肉和细胞培养肉等替代蛋白可能会蚕食一部分肉类消费,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够取代哪怕一小部分畜牧业。对批评者来说不幸的是,工业化肉类生产是目前唯一能够在不加速森林砍伐或推高食品价格的情况下生产足够肉类和乳制品的方法。集约化和封闭式养殖方式的排放量更低,占用土地更少,并且比有机、再生和粗放式养殖方式更有可能更快地改善动物福利。

用非工业化生产的肉类和乳制品替代工业化生产的肉类和乳制品,将显著增加农业用地,加剧温室气体排放,迫使荒地转变为牧场,并推高食品价格。这并非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所期望的现实——他们尤其批评那些承诺用牧场和草饲畜牧业取代不良工厂化农场的再生农业专家。

把握当下**

或许更重要的是, 《喂饱人民》一书对肉类生产进行了全面批判,实际上是将辩论拱手让给了新近联合起来的反工业化MAHA美食家群体。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本质上是在为工业化食品辩护,唯独对现代美国人餐桌上最核心的那部分工业化食品除外。

对于绝大多数MAHA派而言,肉类和乳制品是营养和健康的核心。他们提倡用牛油代替植物油,用动物内脏代替蔬菜,用牛肉末和鸡蛋代替谷物。除了少数例外,这场新兴的反工业化食品运动的大部分文化和政治能量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动物产品远比纤维、糖和碳水化合物健康得多,而后者据称会导致炎症、体重增加、精神衰退以及各种生理和心理疾病。

捍卫工业化农业意味着要抵制这场运动,至少说服其部分支持者,工业化农业本身并非问题所在。到了2026年,这意味着要承认美国美食家身份认同中肉食倾向的转变,并尝试将这种能量引导至最高效的肉类和乳制品生产方式。像小肯尼迪、乔尔·萨拉丁等MAHA领导人或许会强烈抨击工厂化农场、集中式动物饲养场(CAFO)和大型奶牛场带来的健康威胁,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业化畜牧业是获得价格合理的肉类和乳制品的唯一途径。围绕反肉政治来捍卫工业化食品,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根本行不通,只会让MAHA中最激进的反工业化边缘群体掌控关于美国食品和农业未来的辩论。

一些反肉食活动人士和研究人员似乎已经默认理解了这种困境。例如,Coefficient Giving 的Lewis Bollard多年来一直倡导在工业化农业中对动物福利标准进行微小的改进。这种方法或许无法拯救数百万被生来就注定要被屠宰的动物,但哪怕只是略微改善它们的生活,也比那些无法彻底终结工厂化养殖的途径更为可行。这正是加州在 2018 年通过第 12 号提案的核心理念,该提案旨在限制将猪和鸡过度限制在妊娠栏中。

自全民公投通过以来,第12号提案一直饱受诉讼和游说活动的困扰,其中大部分反对者来自肉类行业。最近,反对者发起了一项名为《拯救培根法案》(Save Our Bacon Act )的行动,试图禁止各州对肉类生产商强制执行动物福利法。该法案在国会搁浅,但令许多人感到不安的是,共和党议员将该法案的文本添加到正在审议的农业法案中,使其死灰复燃。

无论第12号提案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参议院农业法案投票中获得通过,这项旨在禁止妊娠栏并略微改善工厂化农场中大量动物福利的努力,既展现了反肉食政治的机遇,也揭示了其局限性。虽然许多美国人——显然也包括2018年加州的大多数选民——对工业化肉类生产的某些方面感到震惊,但只有少数美国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约占4%)在道德上反对吃肉。如果工业化肉类生产注定要继续存在——无论是通过禁止妊娠栏这样的渐进措施,还是更激进的方式——改善这些生产模式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它们。这相当于将“民主享乐主义”推向了其逻辑终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工业化食品体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似乎都只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肉类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

工业化食品的未来将包括肉类**

平心而论,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的观点是,MAHA在美国食品政治领域的崛起速度很快。而写书的过程则很漫长。尽管《喂饱人民》一书的大部分内容并非以MAHA为出发点而写,但在2023年或2024年初,人们几乎毫不怀疑,肉类始终是食品政治的核心。

“喂饱人民”*诞生于波伦的反工业化食品话语。倡导进步价值观,并在气候、企业权力、劳工等问题上寻求共识。当反对工业化农业的阵营是由进步人士组成的联盟,他们有可能被“民主化”的享乐理念和环境影响的现实所说服时,这种立场是合理的。然而,如今这种反对已经演变成一场民粹主义运动,成功攫取了国家权力,否定了农业科学的基本前提,并试图瓦解食品体系,其目的之一就是提高青少年睾酮水平,此时这种立场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杜特凯维奇和罗森伯格在《喂饱人民》一书中,旨在捍卫工业化食品体系,使其免受进步派批评者的攻击,他们以创造性和实证主义的方式完成了这项任务。然而,他们却无法捍卫该体系中真正影响大多数美国人饮食偏好的部分——肉类和奶制品。如此一来,他们便落入了与批判工业化农业的核心相同的道德说教陷阱。尽管食品政治的道德中心已从Chez Panisse餐厅转移到了乔·罗根的脱口秀节目,但其根本感受却未曾改变:对大多数人饮食方式的厌恶。

为工业化食品辩护,就必须为工业化肉类和乳制品辩护——不是将其视为需要征税和暗中取缔的罪恶快感,而是将其视为现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工业化畜牧业以低廉的价格养活了数亿人,而且通过改革和改进,还能做得更好。写这样一本书并不容易,尤其当作者们坚信相反的观点时。

https://www.breakthroughjournal.org/p/you-cant-defend-industrial-food-without

牛肉 牛排

**牛肉。晚餐依然是牛肉。**

尽管牛肉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但美国人并未因此放弃牛肉。

亚历克斯·史密斯

202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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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运动的领军人物比尔·麦基本最近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预测文章:由于干旱、国内牛群数量减少以及投入成本上涨,牛肉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饮食结构可能即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麦克基本试探性地指出,牛肉将不再是主流,而这是一件好事。他写道:“正如世界各地的内燃机汽车正迅速被电动汽车取代一样,技术、经济、生态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许也正在挑战牛肉的霸主地位。”

麦基本的说法有两点是正确的。首先,美国牛肉价格正处于历史高位。自2020年2月以来,美国城市牛肉末的平均价格已上涨79%,从每磅3.86美元涨至6.92美元。其次,在所有常见食品中,牛肉的单位重量排放量和土地占用量均最高。

但麦基本在此的自信与其更广泛的技术决定论相符,他认为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必然会终结煤炭和天然气,而廉价的电动汽车则意味着内燃机汽车的终结。他声称牛肉消费的减少将遵循与内燃机汽车消费减少类似的模式,这种说法忽略了这些转变的复杂性,以及汽车和肉类行业的现状。事实上,牛肉消费恰恰最清晰地揭示了这些转变的复杂性。由于成本、营销、便利性和健康方面的考虑,牛肉消费在美国已经达到顶峰,并被鸡肉所取代。即便如此,美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仍然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且全球牛肉消费量仍在持续增长。

能源和消费转型很少像一种技术完全取代另一种技术那样简单明了,往往是混乱且不完整的,现有技术持续存在的时间远远超出支持者的预期。我们应该对麦基本所描述的完美转型持怀疑态度。

首先,将燃油车市场份额被电动汽车蚕食与牛肉消费动态相提并论,实在有些牵强。虽然去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总销量中占比高达25%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挪威等地的高普及率,但燃油车仍然更为普遍。而且,新车销量并非影响排放量的关键因素。今天购买的汽车通常会使用十年甚至更久,因此即使销量快速增长,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对汽车总量产生显著影响。到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的占比可能仅为5%左右。相比之下,牛肉仅占肉类消费量的20%左右,而且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牛肉远非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其次,更奇怪的是,麦基本竟然试图在美国的背景下进行比较。美国的电动汽车普及速度比其他发达国家慢,而且到2025年,98%的美国汽车仍然是内燃机驱动的。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已经经历了一次与麦基本预测类似的重大牛肉消费转型。美国牛肉消费量在大约五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此后人均牛肉消费量基本持续下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鸡肉取代牛肉成为美国消费量最大的肉类,结束了牛肉作为美国最受欢迎肉类长达近三十年的统治时期——在此之前,猪肉一直是消费量最大的肉类,其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如今,牛肉仅占美国肉类供应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鸡肉则接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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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处

尽管麦基本做出了预测,而且牛肉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但美国消费者对牛肉的需求却相对平稳。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美国牛肉消费总量将比去年减少约1% ,而2019年牛肉价格约为现在的一半,这意味着今年的牛肉消费量将比2019年高出约8%。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牛肉消费量的下降与其说是价格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供应不足导致的。

上一次牛肉价格出现如此飙升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但当时美国人也没有因此放弃牛肉。随着饲料价格飞涨,牛肉价格也随之上涨。尼克松政府的应对措施是设定肉类价格上限。当时,美国的肉牛存栏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约有4500万头。牧场主们为了应对高昂的饲料成本和价格上限,纷纷出售牛群,导致牛肉大量涌入市场。这种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牛肉消费量的峰值。但真正导致牛肉价格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下降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对红肉健康问题的担忧、新兴的高效家禽业降低了成本,以及有效的市场营销使鸡肉对美国消费者更具吸引力。

如今的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截然不同。当时,健康宣传让人们远离牛肉。而如今,声势浩大的健康运动MAHA却在推动人们食用牛肉。而且,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的廉价替代品来抢占市场份额。麦基本在文章中混淆了植物性产品和培育产品,错误地认为这些替代品通常比畜产品更便宜。但事实上,人造肉的价格和品质都还不足以对牛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培育肉——也就是在实验室或工厂里培育的肉——销量非常有限,主要局限于高档餐厅的短期特价菜品。虽然在新冠爆发初期,牛肉价格上涨,植物肉曾一度风靡,但近几年销量却大幅下滑。

即使肉类替代品在价格上能够胜过牛肉,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会像20世纪末鸡肉那样吸引美国消费者。在荷兰,2024年的一项对比调查显示,最便宜的植物肉汉堡比牛肉汉堡便宜31% ,但同年植物肉仅占所有预包装肉类销量的4.1% 。2023年至2025年间,荷兰植物肉的销量下降了16.4% 。即使在那些气候变化和环保等议题分歧较小、未经历过“肉类文化之争”的地区,这些替代品也尚未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麦基本正确地指出,与其说是其他肉类取代牛肉,不如说鸡肉和猪肉更有可能从牛肉手中夺取更多市场份额。他正确地论证道,这仍然对气候有益。虽然疫情以来鸡肉和猪肉的价格也大幅上涨,但涨幅远不及牛肉。自2020年2月以来,鸡肉价格上涨了38 % ,猪肉价格上涨了24% ,分别达到每磅4.17美元和4.23美元。如果牛肉出现替代效应,那么很可能是转向这些现有肉类。

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世界其他地区,麦基本的分析就显得更加站不住脚了。无论美国牛肉消费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全球牛肉消费量都可能继续增长。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预测显示,未来十年全球牛肉消费量将增长约13%,其中大部分肉类需求增长将来自中等收入国家。随着这些国家人口的增长、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肉类需求预计将会增长。尤其是在世界许多地区,牛肉是财富的象征,因此,当人们有更多钱用于食品消费时,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牛肉。

归根结底,如今的高价是否能使牛肉消费量略微下降其实并不重要。单凭高价,牛肉产业不会在一夜之间消亡。

与其空想牛肉产业的衰落,麦基本或许应该利用他强大的影响力,倡导切实减少牛肉产业的碳排放,限制其对野生景观的影响,保护当地环境。尽管牛肉仍然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最高的食品之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牛肉生产的碳效率已大幅提高。近期发表在《动物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指出,与1972年相比,2022年美国牛肉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9%,每公斤胴体重量的用水量减少了25%,土地消耗量减少了29%,化石燃料资源消耗量减少了39%。降低牛肉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可以通过更广泛地采用现有高科技工具、在已高效产肉地区进一步创新生产方式,以及在其他地区推广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实践,来缩小生产力差距。

美国人上一次大幅减少牛肉消费,并非因为牛排价格过高,而是因为出现了更便宜、更具吸引力的替代品。指望牛肉消费量下降恐怕对气候行动毫无帮助。要想真正减少牛肉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需要更优质、更便宜的替代品,以及更优质的牛肉。

https://www.breakthroughjournal.org/p/beef-its-still-whats-for-dinner

202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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