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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以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开场：从神经科学家的角度，如何定义“直觉”（Gut Instinct）？

嘉宾神经科学家Michael Platt首先澄清了一个常见的误解。他解释说，尽管“直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与“肠道（Gut）”相关，但其信号的真正源头并非消化系统，而是我们的大脑内部。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这种内在性：“电话是从房子里面打来的（The call is coming from inside the house）。” 这个比喻强调了直觉的内生性，它并非外界信息直接作用于肠道的结果，而是大脑内部复杂处理过程的产物。

他将直觉进一步定义为一种自下而上、油然而生的感觉。这是一种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系统地权衡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就“确切地知道自己需要或想要做什么”的内在冲动。它是一种快速、几乎是自动化的反应，可以被视为大脑在特定情境下的**“首选行动（go-to move）”**。

Michael指出，这种快速反应源自于大脑中所谓的**“情绪中心（emotional centers）”**。这意味着直觉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于我们大脑的逻辑反思功能介入。它是一种先于理性分析的、更偏向情感驱动的认知过程。

主持人进一步追问，这种“直觉”是否仅仅是个人过往经验积累的结果？例如，大脑是否会根据之前反复遇到的模式，或者从过去的失败教训中学习，从而形成一种快速反应的“感觉”或“信号”，这种感觉本质上是区别于逻辑思考的？

Michael对此表示认同，但他同时补充说，这个描述虽然抓住了核心，但仍然略微简化了大脑内部实际发生的复杂过程。他详细解释道，直觉的形成确实与经验的积累密不可分——无论是童年时期通过直接体验习得的，还是成年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反复实践获得的。当大脑遇到某种特定情况的次数足够多之后，它就学会了**“知道该注意什么（what to pay attention to）”。它能够自动筛选并聚焦于那些最关键的信息片段，从而“以比逻辑分析更快的速度得出结论”**。

然而，Michael紧接着引入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引人入胜的观点：直觉不仅仅反映了个人的经验，在某些情况下，它还深深地烙印着我们祖先的集体经验，这些经验甚至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过去。 他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来阐述这个概念：当你本能地对楼梯下的黑暗角落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犹豫着不敢把手伸进去，担心里面可能藏着会咬人的蜘蛛时，这种感觉可能并非源于你个人被蜘蛛咬过的亲身经历。相反，它更像是我们这个物种在数百万年漫长演化过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生存经验积累下来的、关于“黑暗角落可能潜藏危险”的**“集体智慧（accumulated wisdom）”**。这种智慧已经内化为我们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境下以直觉的形式浮现。

对话随后深入到了一个核心的哲学和认知科学层面：我们的日常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深植于我们基因中的演化本能（如对生存的渴望、对危险的恐惧）的影响？这些本能又如何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逻辑”或“理性”决策模式产生冲突，甚至使我们的行为看起来“非理性”？

Michael提出，要透彻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层面上的“理性”：

1. 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 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对“理性人”的经典定义。它假设个体在做决策时，会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一样，精确地权衡所有可用选项的成本与收益，然后选择那个能够带来最大**期望值（expected value）或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的选项。这是一种纯粹基于数学和逻辑的优化过程。
2. 生态理性或演化理性（Ecological/Evolutionary Rationality）： 这是Michael本人所持的观点，也是现代认知科学和演化心理学的重要视角。他认为，人类的许多决策行为，如果单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显得“非理性”，甚至是错误的。然而，如果将这些行为放回到它们演化形成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压力背景下审视，它们往往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极致智慧的体现。

为了阐释这种“演化理性”，他举了一个在行为经济学中被广泛讨论的经典例子：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实验反复证明，人们通常不愿意接受一个在数学期望上看起来不错的赌博（比如50%的几率赢150元，50%的几率输100元，期望收益是25元）。他们对“损失100元”的恐惧感，远远大于对“赢得150元”的渴望感。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拒绝这样的赌博是“非理性”的，因为放弃了正的期望收益。但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却是深刻理性的体现。

Michael对此给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对于一个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挣扎求存的生物来说，活下来，以便明天能够做出下一个决定，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冒一次险去获取潜在收益，因为那次冒险如果失败，可能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it's better to survive another day to make another decision than perhaps take a chance and lose your life）”

他进一步强调，演化本身就是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以这种最根本的成本效益分析（即生存优先）为原则进行筛选和塑造的。因此，我们现代人的大脑，作为这个漫长演化过程的最终产物，其硬件（神经结构）和软件（认知算法）都预设了这种以生存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决策模式。我们的“出厂设置”就是为了应对我们祖先在采集狩猎时代最常遇到的环境挑战和生存问题。

他用一个生动的场景来巩固这个观点：“想象一下，你正在被一只凶猛的老虎追赶，生死系于一线。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境下，你可能根本不会停下来，花时间去仔细判断路边一根颜色介于黄色和棕色之间的香蕉，究竟是营养美味的救命稻草，还是已经腐烂变质的潜在毒药。”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大脑会自动屏蔽掉所有次要信息，将全部认知资源都投入到如何逃生这个首要任务上。这种快速、本能的反应，正是演化理性的体现。

基于“演化理性”这一核心概念，Michael引入了神经科学领域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高效编码（Efficient Coding）。这个理论为我们理解大脑为何会产生各种认知偏见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他首先强调，我们的大脑并非一台拥有无限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的超级计算机。尽管我们头脑中拥有惊人数量的神经元（大约860亿个）和它们之间更为庞杂的连接（大约100万亿个，数量级可能有所浮动），但这仍然不是无限的容量。大脑的硬件（神经回路的物理结构）和软件（信息处理的算法）都是为了最高效地处理我们的神经系统在数千万年漫长的演化历史中，最常遇到的那些特定类型的情境、问题和生理约束而精心设计的。

这种追求“高效编码”的演化策略，导致了我们的大脑中内置了一些“硬连线”的、几乎是自动化的决策程序或认知偏见。这些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节能地应对环境，但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也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判断失误。Michael重点阐述了两个由“高效编码”策略产生的、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深远的认知偏见：

1.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再深化： 他重申，大脑天生就对那些可能伤害我们的负面信息保持高度警惕，其警惕程度远远超过对那些可能帮助我们的正面信息的关注度。这种对负面信息的优先处理机制，在心理学上就表现为我们所熟知的“损失厌恶”现象。这是一种演化赋予我们的生存保护机制，确保我们能迅速识别并规避潜在的危险。
2. 选择困难症（Tyranny of Choice）的神经基础： 由于大脑的认知资源有限，无法同时处理和精确表征无限量的信息，它在信息筛选时进化出了一种策略，即优先处理那些**“在视野中特别突出（stand out）”**的、与你当前预期或近期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一个大型超市面对一整面墙琳琅满目的苏打水，而你又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明确目标时（他风趣地提到，他自己就总是锁定健怡可乐，所以没有这个烦恼），你会感到决策异常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选项能够凭借其独特性“脱颖而出”，大脑就陷入了信息过载和处理瓶颈，难以做出选择。

主持人敏锐地总结道，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为了节省宝贵的认知空间和能量，才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这些固有的偏见？这些偏见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做出日常决定，避免在每一个微不足道的选择上都耗费大量精力，但也可能在某些重要的、需要更精细分析的情境下，对我们产生误导。

Michael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他进一步补充说，神经科学家现在对大脑决策的神经回路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大脑做决定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帧一帧地拍摄这个世界的快照（taking snapshots of the world moment to moment）”**，然后将这些“快照”作为积累起来的证据，来支持或反对某个特定的选项（比如，要不要接受那个赌博？是吃苹果还是吃冰淇淋？）。

从这个“证据积累”的模型出发，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这个结论得到了大量行为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数据的支持）就是：如果你想做出最优质、最准确的决策，理想状态下你应该**“花尽可能多的时间（take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因为你允许的时间越长，你就能收集到越多的相关证据，你的决策就越有可能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而不是受到系统中各种“噪音”（无论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还是来自大脑内部固有的生理噪音）的影响。

然而，Michael也指出了这个理想状态的现实困境：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决策上都无限制地等待。他再次风趣地比喻说：“否则你就会变成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永远在犹豫，永远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永远无法付诸行动。” 因此，在大脑的决策系统中，还存在一个与之竞争的、同样重要的**“紧迫性功能（urgency function）”**。当你所处的情境要求你必须快速行动时，你犯错误的可能性自然就会增加，这时你就必须有承担这些错误的心理准备和容错能力。

对话随之转向了一个更具实践性和反思性的问题：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程中，有哪些曾经帮助我们祖先生存和繁衍、深深植根于我们神经系统中的本能反应或认知模式，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可能已经不再完全适用，甚至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忘掉”或“克服”这些过时的本能？

Michael首先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他不认为我们应该或者能够轻易地“忘掉”任何这些深植的本能。因为它们在特定的情境下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适应价值。然而，他也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古老的本能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定领域，确实可能变得不合时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 最强大、也最复杂的本能：对“人”的高度关注与社交驱动
  • Michael指出，在人类大脑中，最强大、最根深蒂固的内置机制，无疑就是我们对其他人的高度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交驱动力。这种对同类的敏感性和连接需求，是我们作为物种能够取得成功的**“秘密武器（secret sauce）”**。正是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进行复杂的合作、高效的协作、跨代的文化学习，以及完成所有那些人类独有的、令人惊叹的成就。
  • 这种社交本能的影响，从我们感知世界的最前端就开始了：当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一张人脸时，我们的大脑几乎会自动地、优先地处理这个刺激。这种对社交信息的天然优先处理机制，会像瀑布一样，逐级向下影响我们后续的思考、判断和决策。
  • 在人类演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生活在规模不大的小团体（small groups）中。在那种环境下，每个人都与其他成员有着频繁的面对面接触（face-to-face contact）。你需要通过敏锐地解读他人的面部表情、语气声调来准确预测其意图和下一步行动，从而建立起牢固的社会纽带，共同抵御外敌、分享资源、抚育后代。这些所谓的“软技能”——关注他人、解读社交线索、进行意图推断——在当时是生存的关键。
  • 现代社会的双刃剑效应： 这种强大的社交本能，在现代社会中，无疑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医生、一个更成功的营销专家，或者一个更出色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因为它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人、建立信任、施加影响。然而，Michael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对他人行为和意见的高度敏感性，在某些特定领域，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金融投资领域。他们发现，那些在社交层面特别“投入”、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特别敏感的人，在模拟的股票市场环境中更容易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这些人更容易被卷入**“投机泡沫（bubbles）”之中，因为他们无法抗拒模仿他人行为的强烈冲动。当他们看到其他人因为购买某个热门的“模因股”（meme stock，他以GameStop**为例）而迅速暴富时，他们内心的社交驱动力会促使他们不顾风险地跟风买入，结果往往是在泡沫破裂时遭受灾难性的损失。他甚至引用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趣闻：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就曾因为在著名的南海公司股票投机中跟风操作，而损失了毕生的财富。这生动地说明了，即使是顶级智者，也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古老社交本能的强大影响。
• 令人啼笑皆非却发人深省的证据：猴子竟然可以预测美国大选
  • 为了进一步生动地证明这种深植于灵长类动物大脑中的古老社交本能的强大力量，Michael分享了一项他们实验室在去年进行的一项非常有趣、甚至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他们发现，猴子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美国大选的结果。
  • 这项看似异想天开的研究，实际上建立在他们实验室数十年来对灵长类动物社会认知能力的坚实研究基础之上。他们早已证明，猴子的大脑和人类的大脑一样，都“硬连线”了处理社交信息的专门回路，它们同样会优先关注那些与**“性和地位（sex and status）”相关的社会线索。Michael甚至提到，你完全可以通过一种类似人类广告的策略来影响猴子的偏好：只需要将一些普通的品牌标志（比如多力多滋Dritos或奇多Fritos的商标）与那些看起来性感的猴子或地位显赫的猴子**的图片配对呈现，猴子们就会对这些商标产生更积极的联想。这说明，在社会信息处理的底层逻辑上，猴子和人类惊人地相似。
  • 基于这些发现，他们突发奇想：既然猴子和人类在社会认知上共享如此多的底层机制，那么猴子是否也能对人类社会中一种高度复杂的集体决策行为——比如投票选举——做出某种有意义的预测呢？尽管投票行为看似受到理性、政纲、价值观等高级认知因素的影响，但Michael坦言，尤其在美国，人们的投票选择并不总是与他们自身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完全一致，似乎还有其他更隐蔽的因素在起作用。
  • 实验的设计非常简单直接：他们仅仅向猴子们展示了在美国参议院选举、州长选举甚至总统选举中相互竞争的候选人的静态照片。
  • 实验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引人注目：猴子们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准确率，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显著高于随机猜测的概率。这意味着，猴子们似乎能够从候选人的面部照片中提取出某些与选举胜负相关的微妙线索。
  • 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 猴子们对候选人的政治背景、竞选纲领、所属党派一无所知，它们是如何做出判断的？答案很可能就隐藏在那些最原始的、跨物种通用的面部特征之中。研究团队发现，猴子们和人类一样，都倾向于关注那些看起来更具“男性化”特征的面孔，比如更宽的下颌骨。从生理学上讲，下颌骨的宽度在发育过程中受到睾酮水平的影响，因此在潜意识里，它常常被视为身体强壮、具有支配力等男性化特质的信号。
  • Michael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面部特征对于一个候选人能否胜任总统、参议员或州长的实际工作，“是完全不相干的（completely irrelevant）”。然而，这项研究以及之前关于学龄前儿童也能通过看照片预测选举结果的研究都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无论是未经世事的孩童、不通人事的猴子，还是自以为理性的成年选民，在做出重要的政治决策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些与实际执政能力无关的、极其原始的、基于面部视觉线索的偏见的影响。这不禁让人深刻反思，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决策，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多么深层且难以察觉的生物本能。他感叹道，或许在选民进入投票站的最后一刻，仅仅是候选人照片上某个微妙的面部特征，就足以像一根“压在天平上的稻草”，悄无声息地左右了最终的选票流向。

对话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极具启发性的部分，转向了探讨如何在日常人际交往中，通过改善非语言沟通和利用一种名为**“脑同步（Brain Synchrony）”**的神经现象，来建立更深刻、更真实的人际连接。

• 建立信任与连接的基石：不可或缺的眼神接触（Eye Contact）
  • Michael斩钉截铁地指出，与另一个人建立有意义连接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真正地看着对方，进行有效的眼神接触。眼神接触是我们大脑获取所有复杂的社交信息、启动信任机制、开启合作模式的“总开关”。我们的大脑中甚至进化出了专门的神经回路来处理眼神接触所传递的丰富信息，并以此来调整我们后续的言语、行为和对他人意图的解读。
  • 现代社会的“眼神危机”： 然而，Michael痛心地指出，在智能手机高度普及的今天，这种人类最基本的社交技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退化，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他引用了一项令人担忧的调查数据：在商业招聘中，有高得离谱比例（an absurdly high fraction）的年轻求职者，在面试过程中无法或没有进行充分、有效的眼神接触。他分析说，这背后一个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人类社交和情感技能发展的**“关键期（critical period）”**——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青春期——真实世界中丰富、立体的三维人际互动，越来越多地被手机屏幕上扁平、简化的二维信息（比如社交媒体上短短的40个字符）所取代。这种成长环境的改变，可能导致大脑中负责处理复杂社交信息的神经回路没有得到充分的、必要的刺激和训练，从而影响了这些基本社交能力的正常发展。
• 眼神接触的正确打开方式：自然的“同步-分离-再同步”之舞
  • 主持人敏锐地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眼神接触才是“正确”的？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需要100%地、一刻不停地盯着对方吗？Michael明确地否定了这种做法。他解释说，持续不断的凝视不仅不自然，反而会让人觉得不适，甚至像是在面对一个“精神病态者（creep or a psychopath）”。
  • 真正自然的、能够促进连接的眼神接触，更像是一场动态的、有节奏的“同步之舞”。他引用了他的同事、达特茅斯学院的Talia Wheatley教授的开创性研究来阐释这个过程：当两个人开始进行眼神接触时，他们的大脑活动会开始**“同步（synchronize）”**。这意味着，在神经层面，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注意力的焦点以及内在的情感状态都开始趋于一致。
  • 然而，这种同步并非一成不变。在自然的对话中，我们会周期性地、短暂地移开视线（break eye contact）。Michael解释说，这个“分离”的时刻非常重要，它允许我们各自的大脑进行独立的思考、整合信息、酝酿新的想法。
  • 然后，我们会再次进行眼神接触，这时我们的大脑会迅速地**“再同步（re-synchronize）”**，分享和对齐在刚才短暂分离期间各自产生的思考和感悟。这个优雅的“接触-分离-再接触”的循环往复，正是高效、深入沟通的神经基础和本质。
• 神奇的“脑同步（Brain Synchrony）”：人际连接的生物学粘合剂
  • Michael进一步深入介绍了“脑同步”这个在过去十年才被神经科学界发现的、令人惊叹的生物学现象。他形容它是一种**“美的（beautiful）”现象，它不仅仅存在于人类之中，在其他社会性动物中也普遍存在，似乎是维系社会性动物群体凝聚力的“生物学粘合剂（the glue that keeps social animals together）”**。
  • “脑同步”的奇妙之处在于，当两个人的大脑在神经活动层面实现同步时，这种共振并不仅仅停留在思维和情感层面，它还会自上而下地渗透到我们的身体生理层面（percolates down to our body physiology）：我们会开始不自觉地以相似的节奏呼吸，我们的心跳会开始趋于同步，甚至我们的身体姿态和微小的动作也会开始相互模仿。
  • 巨大的应用潜力： Michael兴奋地指出，“脑同步”作为一种可以被量化的、客观的生物标志物（a quantitative objective metric / biomarker），为我们理解和改善人际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它可以用来预测两个人之间未来合作的成功概率、信任程度的深浅、以及情感连接的紧密度。他们实验室甚至已经证明，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评估一个团队、一个委员会甚至一个董事会整体的协作效能。
• 如何有效地促进“脑同步”和建立深度的人际连接？ Michael分享了几种经过科学验证或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共同的身体律动（Moving Together）： 他以即兴戏剧表演中常用的热身活动**“镜子游戏（mirroring game）”**为例。当两个人刻意地、有意识地模仿对方的身体动作时，这种共同的身体体验会强制性地启动我们大脑的注意力机制，让我们高度关注对方，从而促进生理节奏和大脑活动的同步。这背后蕴含的逻辑是，为了实时地模仿对方，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用视觉信息来指导自己的动作，这种高度的相互关注是同步的催化剂。
  2. 真正有意义的对话（Meaningful Conversation）： 他强调，要建立深度连接，必须超越日常的**“闲聊（idle chitchat）”。真正的连接来自于那种有深度、有来有回（a give and take）、允许彼此展现一定脆弱性（a little bit vulnerable）**的对话。这种对话需要时间和空间，让双方都能敞开心扉。
  3. 结构化的“深度问题”卡片： 认识到开启深度对话的困难性（尤其是在商业环境中），Michael和许多其他实验室都推荐使用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化问题卡片。他提到了一个经典的工具，由Aron夫妇在1990年代开发的**“快速交友（Fast Friends）”问题集，以及市面上一些类似的商业产品，比如一家名为“Actually Curious”的公司出品的卡片，和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实验室开发的一些工具。这些卡片上的问题通常会引导对话从浅层逐渐深入到核心（take you from superficial into deep）。比如，可能会从“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开始，逐渐过渡到诸如“你在一段友谊中最看重的是什么？为什么？”，“你有没有一种预感，自己将会以何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或者“如果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共进晚餐（无论古今中外），你会选择谁？为什么？”** 这样的深刻问题。 Michael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和朋友们周末聚会，他们仅仅用了一张卡片上的一个问题，就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深入交流。他还观察到，他十几岁的儿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在偶然发现这些卡片后，会自发地坐下来，互相提问和回答，进行数小时极具意义的对话。他认为，这种由结构化问题引发的深度交流，具有一种跨越文化的力量，能让原本不熟悉的人们迅速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连接，甚至潸然泪下，并且一旦开始，没有人愿意中途停止。
  4. 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力量——魅力型领导者的秘密： 回到之前关于演讲者和领导者的话题，Michael指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听故事，叙事（narrative）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一个优秀的、富有魅力的演讲者或领导者，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将听众的大脑活动与自己的大脑活动以及听众彼此之间的大脑活动实现同步。你越能成功地实现这种大脑层面的同步，你就越能有效地激励人们采取行动。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力量既可以被用于善意的引导，也可能被用于恶意的操控。他们实验室的一项最新研究（正在审稿中）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神经科学证据：他们让受试者观看美国著名创投节目**《创智赢家》（Shark Tank）中创业者进行商业路演的视频，并同时测量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在创业者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商业理念时，如果这个故事能够引起观看者大脑之间更高程度的“脑同步”，那么这个创始人最终在真实的节目中从“鲨鱼”投资者那里获得的投资金额就越多**。这个发现极具启发性，它意味着“脑同步”不仅是衡量故事讲述效果的一个指标，更可能成为一种可以用来优化商业路演、提升融资成功率的实用工具。这对于那些在融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比如女性和少数族裔创办的企业（在美国，她们仅获得了不到2%的风险投资），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尾声：关于AI时代批判性思维未来的深刻反思

在对话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抛出了一个极具时代感和前瞻性的深刻问题：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人工智能（AI），尤其是像ChatGPT这样的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LLMs），来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从简单到“我该给心仪的女孩发什么短信？”、“附近最好的餐厅是哪家？”到复杂到“我应该雇佣哪位候选人？”、“股市未来会怎么走？”、“我的这些健康症状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以及我们独立进行深度提问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Michael对此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和一定的忧虑。他回忆起，早在ChatGPT发布仅几个月后，《自然》（Nature）等顶级科学期刊上就已经有文章对此发出了警告。他认为，这实际上遵循了一个在人类技术发展史上反复出现的模式：每当人类发明一种新技术来**“外包（outsource）”大脑的某项特定功能时——无论是数千年前用文字书籍取代需要死记硬背的口头传统，还是近代用GPS导航系统取代我们大脑中对城市街道的记忆和空间定位能力——那项被“外包”出去的认知技能，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开始“萎缩（atrophy）”**。

他将大脑中的各种特定认知技能（如记忆、导航、批判性思考等）生动地比作我们身体上的**“肌肉（muscles）”**：用则进，不用则退（get enhanced they get bigger and they work better when they're used and they atrophy or weaken when they're not used）。这个比喻虽然简单，却深刻地揭示了神经可塑性的基本原理。因此，他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地、不加选择地将所有需要深度思考和判断的任务都外包给AI，那么我们自身这些宝贵的认知能力就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退化，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潜在危险。

他特别强调，在AI时代，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能力，恰恰是增强我们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获取、验证知识的能力。我们需要这种能力来辨别AI输出内容中的**“幻觉（hallucination）”**（即AI可能编造出的看似合理但实则错误的答案），而不是盲目地、被动地全盘接受。只有这样，我们与AI的互动才能真正变得更稳健、更有价值，我们才能在享受AI带来便利的同时，避免失去那些定义我们作为智慧生物核心能力的宝贵财富。这是一个关乎人类心智未来走向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严肃思考的深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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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2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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