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 Mehmet Oz
关于梅赫梅特·奥兹医生（Dr. Mehmet Oz）是否是“骗子”的问题，需要基于事实、证据和不同的观点进行客观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背景：奥兹医生的职业与公众形象
梅赫梅特·奥兹是一位心胸外科医生，拥有常春藤盟校的医学学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外科教授和副主席。他因在《奥普拉·温弗瑞秀》上频频露面而走红，随后主持了《奥兹医生秀》（The Dr. Oz Show, 2009-2022），成为美国知名的健康媒体人物。他通过电视节目、书籍和社交媒体分享健康建议，内容涵盖饮食、运动、补充剂和替代医学，赢得了数百万观众的信任，被称为“美国医生”。
然而，奥兹医生的职业生涯也伴随着大量争议，尤其是关于他在节目中推广的健康建议和产品的科学依据不足。这些争议在2014年达到高潮，当时他因推广未经证实有效的减肥产品而受到美国参议院质询。他的政治活动（2022年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竞选）和近期被提名为特朗普政府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负责人（2024年11月）进一步放大了这些争议。
指控与争议：为什么有人称奥兹为“骗子”？
以下是关于奥兹医生被指为“骗子”或“诈骗者”的主要指控，基于公开信息和近期报道：
- 推广无科学依据的健康产品：
* 绿咖啡豆提取物：2012年，奥兹在节目中称绿咖啡豆提取物是“神奇的减肥药”和“奇迹”，引发销售热潮。然而，研究表明该产品对减肥无效，相关研究因数据不可靠被撤回。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指控推广该产品的公司（Applied Food Sciences）虚假广告，最终达成350万美元和解。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在2014年听证会上批评奥兹，称其“明知不实”仍使用夸张语言，误导消费者。
* 覆盆子酮：2012年，奥兹推广覆盆子酮为“瓶装第一奇迹减肥药”。但研究表明，该物质在人类中的减肥效果缺乏证据，相关研究仅在老鼠身上有效。
* 其他产品：奥兹还推广过胶体银（声称可治疗感冒、病毒等）、草药提取物和顺势疗法，这些都被科学界认为缺乏证据支持，甚至可能有害。
- 新冠疫情期间的争议：
* 2020年，奥兹在福克斯新闻上推广羟氯喹作为COVID-19的潜在治疗药物，称其可能有效。然而，权威专家（如安东尼·福奇博士）指出，羟氯喹的证据仅为轶事，临床试验显示其无效且可能导致心脏和眼部损伤。
* 这些言论被批评为不负责任，特别是在疫情初期公众对可靠信息的需求极高时。
- 科学依据不足的节目内容：
* 2014年，《英国医学杂志》（BMJ）分析了《奥兹医生秀》的40集，发现46%的建议有一定证据支持，15%与证据相矛盾，39%缺乏证据。科学网站“Science-Based Medicine”称，该节目提供的健康建议“几乎无人能及的错误信息量”。
* 2015年，10位医生联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解除奥兹的教职，称其“推广江湖郎中疗法和治疗方法以谋取个人经济利益，公然蔑视科学和循证医学”。
- 商业利益与潜在冲突：
* Usana Health Sciences：2018年，奥兹为Usana Health Sciences（一家被指控类似传销的补充剂公司）站台，推广其产品，但未公开具体报酬，引发透明度质疑。
* iHerb：2024年，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指控奥兹在社交媒体上推广iHerb的草本补充剂（如 ashwagandha），未充分披露其作为该公司全球顾问和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可能违反FTC的网红营销标准。
* ZorroRX：奥兹与其子共同创立了健康福利公司ZorroRX，该公司可能从联邦药物计划中获利。批评者认为，若他担任CMS负责人，可能面临利益冲突。
- 其他争议：
* 苹果汁砷含量：2011年，奥兹报道苹果汁中的砷含量超标，引发恐慌。但FDA批评其未区分无害的有机砷和有毒的无机砷，夸大了风险。
* 橄榄油造假：2016年，奥兹称超市80%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可能是“假的”，引发诉讼。法院最终驳回诉讼，称其未证明经济损失。
* 动物实验：1989-2010年，奥兹的研究涉及动物实验，导致数百只动物死亡，引发动物权利组织的批评。
- 政治与公众信任：
* 2022年参议员竞选期间，民主党对手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称奥兹为“恶意诈骗者”，指其通过虚假健康建议致富。
* 2024年，特朗普提名奥兹为CMS负责人，引发强烈反对。批评者认为，奥兹缺乏健康保险和政策经验，且其历史记录显示他更关注个人利益而非公众健康。
奥兹医生的辩护与支持者的观点
奥兹医生及其支持者对这些指控也有回应，以下是主要论点：
- 传播健康信息的热情：
* 奥兹在2014年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使用“华丽”语言（如“奇迹”）是为了激励观众，激发他们对健康的兴趣。他认为，作为电视主持人，他的职责是“为观众加油鼓劲”，让他们相信自己能改善健康。
* 在与我的对话中，奥兹强调通过“Health Corps”教育年轻人，激发自我价值感，推广简单的健康习惯（如减少苏打水摄入），这与视频中的长寿方案（简单、实用）一致。
- 科学尚未赶上的领域：
* 奥兹曾表示，某些替代医学（如顺势疗法、虹膜诊断）可能在科学验证之前已有历史传统，他愿意探索这些领域。例如，他支持通灵者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称“科学尚未完全解释某些现象”。
* 他认为，开放的心态能为观众提供更多选择，而非仅限于主流医学。
- 受害者而非推手：
* 奥兹称自己是诈骗者的受害者，部分公司未经授权使用他的形象或言论推广产品。他曾起诉这些公司，并建立网站让消费者举报虚假代言。
* 对于绿咖啡豆提取物，他表示自己相信这些产品的潜力，且节目建议需结合饮食和运动使用。
- 学术与专业资质：
* 奥兹的医学背景无可争议：他在顶级机构接受培训，发表了数百篇同行评审文章，拥有多项专利。他认为，批评者忽略了他的科学贡献，仅仅聚焦于电视节目的争议内容。
* 哥伦比亚大学2015年拒绝解除其教职，称其享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
- 政治动机：
* 奥兹及其支持者认为，部分批评（尤其是在2022年竞选和2024年提名期间）来自政治对手的攻击。例如，他指控要求他下台的10位医生与转基因食品（GMO）产业有关，试图压制他支持GMO标签的立场。
* 特朗普支持者认为，奥兹的提名受到民主党夸大其词的攻击，旨在阻挠共和党议程。
客观分析：奥兹是“骗子”吗？
要判断奥兹是否是“骗子”，需要区分几个关键问题：
- 定义“骗子”：
* 如果“骗子”指故意欺骗公众以谋取私利，证据显示奥兹确实推广了缺乏科学依据的产品（如绿咖啡豆提取物），且部分行为（如未充分披露与iHerb的关系）可能违反透明度标准。这些行为可能被视为不负责任或逐利。
* 但若“骗子”指完全虚构事实或毫无资质，奥兹的情况并不完全符合。他拥有合法医学资质，且部分建议（如强调运动和全食物饮食）与科学一致，如视频中的长寿方案所示。
- 动机与影响：
* 支持方：奥兹的节目确实激励了许多人关注健康，尤其是在预防慢性疾病方面。他在与我的对话中提到，慢性疾病占美国医疗预算的90%，而简单的饮食和运动改变（如视频建议的每周90分钟运动）能显著改善健康。这种观点与公共健康目标一致。
* 批评方：奥兹的“奥兹效应”导致消费者购买无效甚至有害的产品，造成经济损失和健康风险。例如，绿咖啡豆提取物的热销直接源于他的推广，而他未能在节目中充分澄清科学局限性。
* 他的商业利益（如与Usana、iHerb、ZorroRX的关系）可能影响其建议的客观性，削弱公众信任。
- 科学与娱乐的平衡：
* 奥兹的节目融合了医学建议、新闻和娱乐，这种混合模式被批评为误导消费者。FTC官员玛丽·恩格尔（Mary Engle）指出，观众很难在受信任的主持人推崇产品时保持批判性思维。
* 奥兹辩称，他需要用“热情”吸引观众，但这种方式可能牺牲了科学严谨性。例如，视频中的长寿方案虽基于科学，但奥兹过去在节目中常使用夸张语言（如“奇迹”），可能让观众误以为简单建议需依赖特定产品。
- 政治与公众角色：
* 奥兹的政治活动（参议员竞选、CMS提名）加剧了争议。批评者认为，他利用“美国医生”的形象谋求政治资本，而其健康建议的历史记录使其不适合管理CMS等关键机构。
* 然而，奥兹的支持者认为，他对医保私有化（如Medicare Advantage）和预防医学的关注反映了创新思维，与“让美国再次健康”（MAHA）运动的理念一致。
- 文化与媒体环境：
* 奥兹的争议部分源于媒体环境的变迁。如他与我的对话所述，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放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社交媒体（如TikTok）既是他推广健康建议的平台，也让他的争议（如iHerb推广）迅速被放大。
* 视频中提到的社交媒体健康误区（如复杂健身计划、昂贵补充剂）与奥兹过去的行为有一定关联，他曾通过夸张语言加剧了类似误区。
结论
奥兹医生是“骗子”吗？ 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骗子”和评判的视角：
- 批评者的证据：奥兹推广了多项缺乏科学依据的产品（如绿咖啡豆提取物、羟氯喹），导致消费者经济损失和健康风险。他的商业利益和不透明行为（如iHerb推广）进一步削弱了其可信度。这些行为被参议院、FTC和医学界批评为不负责任，甚至有害，符合“诈骗者”的部分特征。
- 支持者的辩护：奥兹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其节目激励了公众关注健康，部分建议（如视频中的长寿方案）科学合理。他可能是诈骗者的受害者，且部分批评源于政治动机。他的目标是通过媒体传播健康知识，而非故意误导。
我的分析：奥兹的行为显示出复杂性。他并非完全虚构事实的“骗子”，但其在《奥兹医生秀》中多次推广无证据支持的产品，未能充分披露商业利益，确实误导了部分观众，造成了实际损害。这种行为可能出于对观众吸引力的追求，而非恶意欺骗，但其后果不可忽视。相比之下，他近年来的健康建议（如与我的对话中提到的预防慢性疾病、视频中的长寿方案）更贴近科学，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改进。
建议：
- 如果您关注奥兹的健康建议，建议批判性地评估其内容，优先参考有明确科学依据的建议（如视频中的运动和饮食计划），并警惕夸张的“奇迹”产品。
- 对于其政治角色（如CMS提名），需关注其政策立场和潜在利益冲突，而非仅凭“骗子”标签判断其能力。
D:2025.05.11>
健康赋能与社会责任
如果我们能赋予美国人民改善自身健康的知识，让他们自信地掌控自己的身体，主动参与预防慢性疾病，他们会积极采取行动。核心在于，人们需要相信自己是重要的。如果个体觉得自己无关紧要，他们就不会在生活中展现自我，也不会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这种信念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叙事的碎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或目标来团结人们。梅赫梅特·奥兹医生（Dr. Mehmet Oz）指出，我们生活在一种叙事层级之中，这些叙事从个人层面延伸至更高的原则，最终指向某种终极目标。没有这样的叙事结构，社会就失去了凝聚力，这种状态是病态的，因为它剥夺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行动意义的认同。
奥兹医生强调，健康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代社会通过政策和行业实践“诱导”不健康行为，例如补贴不健康食品（如高果糖玉米浆），使不良饮食习惯变得简单易行。他认为，知识精英和决策者未能诚实面对健康问题，未能挑战那些导致慢性疾病激增的错误假设。例如，低脂饮食的推广曾被认为是健康的选择，但实际上导致了高碳水化合物摄入，进而引发肥胖、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等一系列健康问题。这些错误观念并非阴谋，而是源于科学结论的误导和行业的逐利行为。
媒体环境变迁与信息传播
奥兹医生与我（Jordan Peterson）讨论了媒体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媒体（legacy media）在过去十年间逐渐失去影响力，部分原因是技术进步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YouTube等平台使数字带宽几乎免费，内容创作和传播的成本降至零。这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动态，也使普通人能够挑战传统权威的声音。奥兹医生回忆，他在2012年左右开始注意到传统媒体的转变。例如，他曾报道苹果汁中可能含有砷（源于中国苹果种植中使用的农药），却遭遇政府和媒体的阻力。政府在感恩节前夕悄悄发布数据以掩盖问题，而媒体则受利益驱动，未能充分报道真相。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转基因食品（GMO）标签问题上。奥兹医生主张透明，要求在食品包装上标注转基因成分，这一要求在许多西方国家已是标准，但在美国却引发激烈反对。他发现，行业不愿接受透明，因为这可能影响利润，而媒体和某些利益集团则通过攻击他个人而非讨论问题本身来转移焦点。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普通人若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很难对抗系统性的错误信息。
奥兹医生还提到，他在2018年采访我时，节目组内部曾因邀请我而发生激烈争执。一些员工威胁辞职，认为我的观点（如反对加拿大强制性言论法案）具有争议性。然而，当他要求提供证据支持这些指控时，发现所谓的“罪证”实际上是对我言论的误解。这种事件反映了媒体对不同观点的压制，以及通过人身攻击而非理性辩论来规避问题的普遍现象。他认为，这种压制自由言论的做法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它破坏了基于共同真相的民主基础。
公共健康危机与COVID-19的教训
在COVID-19疫情期间，公共健康领域的问题暴露得尤为明显。奥兹医生提到，纽约州曾禁止医生开具羟氯喹处方，尽管这种药物在某些国家被用于治疗COVID-19，且其有效性值得研究。他认为，禁止处方和拒绝研究的做法缺乏科学依据，反映了政策制定中的强制性和恐惧驱动。同样，学校关闭的决定也缺乏充分讨论，尽管欧洲和亚洲的学校大多保持开放，且数据表明关闭学校对儿童的心理和教育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
奥兹医生批评公共健康政策过度依赖疫苗，忽视其他可能的治疗方法。他强调，医生应以治疗患者为核心，而非遵循单一的强制性政策。他还指出，公共健康官员在疫情期间被赋予了过大的权力，而政治家却推卸了责任。这种权力失衡导致了基于恐惧和强制性的政策，破坏了公众对公共健康机构的信任。他认为，COVID-19疫情的“暴政”将导致公共健康领域信任的长期崩塌，甚至可能波及整个医疗行业和其他辅助性职业。
“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MAHA）
奥兹医生对“让美国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MAHA）运动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个纠正健康危机的重要机会。他指出，美国医疗预算高达4.5万亿美元，其中90%用于治疗慢性疾病，而这些疾病大多源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综合征是由胰岛素抵抗引起的，导致脂肪在腹部堆积，引发炎症，进而导致心脏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这种健康危机与饮食密切相关，尤其是高碳水化合物和高果糖玉米浆的普及。
他举例说明，一天一杯苏打水（约160卡路里）足以引发肥胖流行，因为这些空热量无法提供大脑所需的营养，导致身体继续渴望食物。这种微小的饮食错误每天累积，最终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反，微小的正确选择（如减少苏打水摄入）也能带来显著改善。奥兹医生认为，健康教育的缺失和错误政策的推动让人们误以为肥胖是个人失败，而非系统性问题。
MAHA运动的目标是重新审视健康政策，确保透明和科学依据。例如，奥兹医生提到疫苗强制问题，如新生儿在出生第一天就被要求接种乙肝疫苗，尽管乙肝主要通过性行为或静脉注射传播，而新生儿几乎不可能面临这些风险。他并非反对疫苗，而是主张父母有权质疑这种强制性政策的合理性，并要求透明的科学依据。同样，他提到饮用水氟化、农药使用等问题，呼吁公开辩论和重新评估。
年轻人的心理危机与教育
奥兹医生通过他的“Health Corps”组织致力于帮助年轻人，通过健康教育激发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他观察到，许多17岁的年轻人眼中失去了光芒，感到迷茫和无能为力。这种心理危机源于多重矛盾的意识形态灌输，以及社会对个体价值的否定。他认为，现代教育和文化告诉年轻人，他们只是某个群体的代表（如种族、性别），是专制社会的棋子，毫无个人能动性。这种叙事尤其对男孩不利，他们被教导任何能动性都是有害的权力驱使。
“Health Corps”通过类似和平队的模式，派遣年轻大学毕业生进入学校，教授健康知识，鼓励学生关注自己的身体和价值。例如，他们用反主流文化的方式告诉学生，拒绝垃圾食品和电子烟是“酷”的选择，因为这些产品是“大公司”用来剥削他们的。通过随机试验，他们发现这种教育有效减少了年轻人的苏打水摄入，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表现。奥兹医生的目标是通过健康教育作为“撬棍”，打开年轻人的内心，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自身和世界。
科学与学术的腐败
奥兹医生和我都注意到，科学与学术领域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回忆了自己在麦吉尔大学、哈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经历，早期科研环境相对自由，科学家大多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然而，自2014年左右起，研究伦理委员会变得过度干预，甚至带有意识形态偏见，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科学期刊如《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也受到意识形态的侵蚀，变得不可靠。
奥兹医生提到，科学家如今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撰写注定失败的资助申请，这种资源浪费令人震惊。更糟的是，资助审批越来越依赖意识形态“纯洁性”，如要求提交多样性、平等和包容性（DEI）声明。这种趋势导致科学界逐渐丧失了对真理的追求，代之以职业主义和权力游戏。他认为，科学界和医学界的懦弱是问题核心，专业人士未能履行公民责任，公开反对错误政策或做法。
自由言论与民主基础
我们讨论了自由言论的珍贵性及其在西方社会的根基。奥兹医生分享了一个故事：他在土耳其的戈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看到的人类文明遗迹表明，早在12,000年前，人类就通过信仰某种超越物质的更高存在（如神）实现了社会团结。这种信仰使人类超越了50人的部落规模，建立了更大的社区，最终推动了文明的发展。
他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你站在河边，看到一个陌生人和你心爱的宠物狗同时被冲向瀑布，你会救谁？大多数西方老年人会选择救陌生人，体现了对人本主义的信仰；而许多年轻人选择救狗，认为人类已经“太多”，且狗的死亡对他们个人情感影响更大。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反映了人本主义的衰退，而人本主义是民主的基础。如果人们不再相信个体的神圣价值，民主就难以维系。
宗教、科学与真理
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我提到，科学之所以在西方蓬勃发展，是因为它植根于基于信仰的传统，这些传统将真理置于个人之上。奥兹医生同意，聪明人往往擅长自欺，而信仰提供了外部的道德约束，迫使人们追求真理。他举例说，俄罗斯、柬埔寨和中国的破坏性意识形态往往由聪明人推动，证明了智力若无道德约束，可能导致灾难。
我分享了新书的内容，分析了圣经故事（如该隐与亚伯、亚伯拉罕与以撒）如何揭示牺牲和追求至善的重要性。奥兹医生认为，这些故事不仅是古老的寓言，而是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洞察，揭示了社区建立在牺牲之上的真理。例如，亚伯拉罕被要求献祭以撒，最终却因信仰而保留了儿子，这表明将孩子奉献给至善（而非个人欲望）会带来回报。
政治与未来展望
在政治层面，MAHA运动的兴起反映了公众对健康和透明的强烈需求。奥兹医生提到，罗伯特·肯尼迪（RFK Jr.）等非传统共和党人（如特朗普、加巴德、拉马斯瓦米、万斯）的加入，表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剧变。这些人多为前民主党人，他们的联盟挑战了传统党派界限，反映了公众对现状的不满。
他认为，MAHA运动的成功在于触及了个人化的健康问题，例如疫苗强制和食品质量，这些问题让人们开始质疑“专家”的可信度。他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位医生母亲在听到他对乙肝疫苗的质疑后，起初辩护说疫苗“至少是安全的”，但随后表现出困惑，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未充分理解政策背后的理由。这种觉醒正在社会中蔓延，可能影响了近期选举的结果。
奥兹医生警告，运动的成功取决于政策设计的合理性。预防健康的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因为预防的成果（如避免疾病）不像治疗那样立竿见影。他建议政府应投资于研究有效的预防策略，并从不同地区的健康差异中学习经验。此外，监管机构需要对公众负责，解释其决策的依据，而非强制执行未经充分辩论的政策。
结论
这场对话揭示了健康、媒体、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源于技术进步、错误政策和价值观的变迁。YouTube等新媒体的崛起为挑战错误观念提供了机会，但也加速了简单化、病态观念的传播。COVID-19疫情暴露了公共健康领域的强制性政策缺陷，导致信任危机。MAHA运动为纠正这些问题提供了希望，但需要透明、科学辩论和公众参与。
奥兹医生通过“Health Corps”赋予年轻人健康和自我价值的信念，试图从基层改变文化。我则通过新书探讨圣经故事，试图揭示牺牲和至善追求的永恒智慧。我们一致认为，自由言论、人本主义和对真理的信仰是西方社会的基石，必须加以捍卫。只有通过集体觉醒和勇敢发声，我们才能重建一个健康、团结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