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疫苗研发这一次能否取得成功
作者 Abhishaike Mahajan,是生物技术初创公司 Dyno Therapeutics 高级机器学习工程师。区分预防性癌症疫苗(例如 HPV 疫苗)与治疗性癌症疫苗;前者用来预防致癌病毒感染,后者用于已经罹患癌症的患者。治疗性癌症疫苗历经 40 年大量研发,多数以失败告终,但近期 mRNA、下一代测序、检查点抑制剂三者的技术汇合,重新点燃领域乐观情绪,同时也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技术陷阱。文末更新:莫德纳针对切除后黑色素瘤的癌症疫苗 Ⅲ 期试验读出阳性结果,但仍留有大量疑问。
基础免疫学原理
癌细胞积累基因突变,产生异常蛋白。人体 T 细胞可以识别细胞表面 MHC 分子所展示的异常短肽,清除早期癌变细胞。癌症疫苗的思路就是:把肿瘤来源抗原搭配佐剂注射,激活树突状细胞,训练 T 细胞去识别、杀伤癌细胞。
抗原分为两大类:
- 肿瘤相关抗原 TAA / 癌‑睾丸抗原 CTA:很多肿瘤高表达,但身体部分正常组织也会产生。人体中枢耐受机制会清除大部分识别这类抗原的 T 细胞,因此免疫应答强度偏弱。GSK 的 MAGE‑A3 属于经典 CTA,蛋白疫苗开展两项超千人的大型 Ⅲ 期临床试验,全部失败。作者分析失败关键原因:重组蛋白疫苗主要诱导抗体应答,很难激活杀伤性 CD8 T 细胞,而杀灭癌细胞恰恰依赖细胞毒性 T 细胞。后续 TCR‑T 细胞疗法靶向 MAGE‑A3,又发生严重交叉反应,出现致命毒性。BioNTech 后续使用 mRNA 编码 CTA 抗原的 Ⅰ/Ⅱ 期试验得到不错免疫应答,但该项目没有继续推进。
- 新抗原 neoantigen:癌细胞基因突变产生、只存在于肿瘤细胞的突变肽段。免疫系统从未接触,不会被中枢耐受清除,是理想疫苗靶点。每位病人的新抗原大多是独一无二的,需要为患者 “量体裁衣” 制作个性化疫苗。
新抗原两大获取途径
- 免疫肽组学:直接从冷冻保存的肿瘤组织上抓取 MHC 结合肽,质谱鉴定真实展示的肽。缺点:需要大量冷冻肿瘤样本,质谱灵敏度有限,临床常规流程很难落地。
- 肿瘤‑正常配对测序预测(主流临床路径):比对病人肿瘤和正常基因组,找到突变;再依靠机器学习模型(NetMHCpan 等)预测哪些突变肽可以结合 MHC。 该路径存在多重现实缺陷:
① 仅能预测肽段和 MHC 的结合亲和力;能结合不等于肿瘤细胞真的会展示该肽,受基因转录、抗原加工通路完整性影响。
② MHC 基因在人群高度多态。
③ 存在免疫优势现象:混合多种抗原接种,免疫应答会集中在少数几个抗原上,其余被压制,无法保证被选中的就是肿瘤真正展示的靶点。
④ 模型大多基于标准参考蛋白组,忽略翻译后修饰、非经典翻译产物。
⑤ 肽可以被 MHC 展示 ≠ 具备免疫原性;免疫原性还取决于患者个人 T 细胞库。TESLA 国际联盟证实:仅靠序列模型只能有限富集有免疫原性的肽,无法做到精准预测。近年前沿模型开始把患者 TCR 测序数据纳入预测,但依旧达不到完美。
过往临床案例复盘
- MAGE‑A3 蛋白疫苗:大型 Ⅲ 期失败,根源在于蛋白平台难以诱导 CD8 杀伤 T 细胞。
- GVAX 全肿瘤细胞疫苗:将肿瘤细胞经辐照灭活,改造分泌 GM‑CSF。不需要预先知道抗原,但受免疫优势效应拖累,绝大多数抗原是自身正常蛋白,二十多项临床试验整体失败,开发公司破产。
- Provenge(Sipuleucel‑T):FDA 历史上唯一获批的传统治疗性癌症疫苗。采集患者自身抗原呈递细胞,体外装载前列腺肿瘤相关抗原再回输。可以延长去势抵抗前列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约 4 个月;但不缩小肿瘤、PSA 指标几乎无变化,作用机制至今未完全阐明。造价极其昂贵,很快被口服新药挤压,开发公司破产。
- BioNTech BNT122(mRNA 个性化新抗原疫苗),用于已手术切除的胰腺导管腺癌(PDAC)。胰腺癌突变负荷低,传统免疫治疗效果很差。Ⅰ 期结果分化明显:产生可检测 T 细胞应答的 8 名受试者,几乎全部无复发长期存活;无应答的 8 名绝大多数复发死亡。但该试验为无对照组 Ⅰ 期,无法完全排除混杂因素。后续相同技术在转移性黑色素瘤(一线)失败,肌肉浸润性膀胱癌试验因安全事件暂停,结直肠癌中期分析达到无效边界。一个假说:胰腺癌突变总数少,免疫优势问题被弱化;高突变负荷肿瘤更容易选错新抗原。
- Gritstone Bio GRANITE:使用免疫肽组学质谱数据训练预测模型,试图提升新抗原筛选准确度,但结直肠癌临床数据不及预期,公司 2024 年破产。
- 共享新抗原疫苗:针对复发性驱动基因突变,例如 KRAS‑G12D,同一突变在很多病人肿瘤出现,同时匹配特定 HLA,有望做成 “现成” 疫苗。Elicio 公司 ELI‑002 走这条路线,临床读数一再推迟。但大部分驱动突变不满足条件:表达量低、免疫原性不足,Gritstone 的 SLATE 试验就遇到 TP53 抗原抢占免疫优势,压制 KRAS 应答。
当下重要突破与尚存巨大不确定性
莫德纳 mRNA‑4157(Intismeran autogene)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用于完全切除后的高危黑色素瘤的 Ⅱb 期 KEYNOTE‑942 取得阳性结果,Ⅲ 期 INTerpath‑001 已经完成入组。作者提醒:Ⅱ 期阳性不能直接推导 Ⅲ 期同样成功,肿瘤领域大量案例证明 Ⅱ 期亮眼结果会在更大 Ⅲ 期翻车。
作者提出,如今三大条件成熟,让治疗性癌症疫苗有机会摆脱过去几十年的失败:
- 下一代测序成本大幅下降,个性化新抗原测序变得临床可行;
- mRNA 递送技术成熟,可以有效诱导 CD8 杀伤 T 细胞,解决旧蛋白疫苗的短板;
- 检查点抑制剂药物上市,可以解除 T 细胞抑制,和疫苗形成协同。
同时也指出当前重大局限:
- 现有亮眼数据大多集中在辅助治疗场景(手术后清除微小残留病灶);在已经广泛转移的晚期肿瘤中,至今还没有实现有临床意义的疗效。晚期肿瘤微环境高度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受损。
- 个性化疫苗整套流程复杂,制造周期长,成本高。
- 新抗原筛选预测工具依旧有明显缺陷;免疫肽组学虽然是金标准,但临床上很难大规模使用。
- 免疫优势、MHC‑Ⅱ 类抗原的作用尚未被充分研究。
结论
治疗性癌症疫苗理念提出 40 年,并不是想法本身完全错误,而是过去配套技术条件不够成熟。如今 mRNA、测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三者汇合带来真实希望,但目前证据集中于术后辅助防复发;对于广泛转移晚期癌症,还未取得实质突破。莫德纳的 Ⅲ 期结果是关键判据,不能过度乐观,仍要等待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给出确切答案。
https://www.theseedsofscience.pub/p/how-to-build-a-cancer-vaccine-and
癌症疫苗四十年沉浮——为何这次可能不同
关于癌症疫苗的深度分析文章,系统性地回顾了其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基础免疫学理论、过往失败案例,到基于新抗原的个性化疫苗的最新进展,探讨了该领域当前的乐观情绪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开篇即点明核心区别:典型的“癌症疫苗”并非预防由病毒(如HPV)引起的癌症,而是在患者已患癌时给予的治疗性疫苗。这一领域多年来充满失败,以至于“癌症疫苗无效”成为普遍观点。当前领域内弥漫着新的乐观情绪,试图通过剖析其背后的科学逻辑来评估这一前景。
癌症疫苗的免疫学理论基础:从肿瘤相关抗原到新抗原
首先阐述了癌症疫苗的基本原理:癌细胞因基因组突变会产生非标准蛋白。免疫系统的T细胞能识别这些异常蛋白并诱导细胞自杀,这是人体清除癌变细胞的天然机制。疫苗的原理即是“给免疫系统一个提示”:将癌症相关蛋白与佐剂(一种化学“危险信号”)一同注入,由树突状细胞提呈给T细胞,激活免疫反应去攻击源头——癌细胞。
其核心挑战在于确定使用何种“提示”。早期思路是靶向肿瘤相关抗原,即那些在癌细胞中过度表达或在不该表达的组织中表达的蛋白(如HER2、MAGE-A3)。这些抗原在不同患者间共享,便于生产“现货型”疫苗。但基于肿瘤相关抗原的疫苗普遍未能产生持久的临床效益。原因在于,这些抗原并非癌细胞独有,人体免疫系统通过“中枢耐受”机制已清除了能强烈攻击自身抗原的T细胞,导致反应非常微弱。
真正的关键在于新抗原。癌细胞因基因组不稳定产生点突变,这些突变若发生在蛋白编码区,可能产生被MHC分子(一种细胞表面展示分子)呈递的、经过改造的肽段。这些“新抗原”是癌细胞独有的,免疫系统此前从未见过,因此不受中枢耐受影响,能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但这也意味着疫苗必须是高度个性化的,为每个患者单独设计。
新抗原的发现与筛选:测序、预测与免疫优势的挑战
构建个性化疫苗的第一步是发现新抗原。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质谱技术直接抓取肿瘤细胞MHC上呈递的肽段,但这需要大量新鲜冷冻肿瘤样本,技术复杂且灵敏度和可及性极低。因此,更常见的方法是对肿瘤和正常组织进行基因测序,识别突变,然后通过计算模型预测哪些突变肽段能有效地与患者特定的MHC分子结合并被呈递。
这一过程面临巨大挑战。首先,人体MHC类型有数千种,每种对肽段结合有不同化学偏好,预测模型需应对此复杂性。其次,即使肽段能被预测结合MHC,也不代表其一定能被呈递或具有免疫原性(即能被T细胞识别并引发功能性反应)。此外,还存在“免疫优势”现象:当疫苗包含多种抗原时,免疫反应往往聚焦于少数“赢家”,若“赢家”并非真正存在于癌细胞表面的关键肽段,则疫苗失效。因此,仅靠序列和结合预测远非完美。前沿模型已开始尝试纳入患者自身的T细胞受体库数据(如TCRBagger)作为直接输入,这显示出潜力,但该技术本身尚在发展初期。
历史回顾:肿瘤相关抗原疫苗的失败与平台技术的代际更迭
以GSK开发的MAGE-A3疫苗为例,展示了该领域的残酷历程。MAGE-A3是一种“癌-睾丸抗原”,仅见于睾丸(免疫豁免部位),理论上免疫系统对其耐受较弱,是极具前景的靶点。GSK为此启动了两个巨大的III期临床试验,分别招募了超过1300名和2272名患者,但均以失败告终。文章分析其失败原因在于错误的递送平台:该疫苗使用重组蛋白+佐剂形式,主要诱发的是抗体反应,而清除细胞内癌症需要的是杀手T细胞反应。这在当时未被充分理解。当后续用mRNA技术递送同样的MAGE-A3抗原时,确实激发了正确的免疫反应,证明了抗原本身并非错误,而是平台问题。基于mRNA的下一代疫苗因此展现出巨大潜力。
新抗原疫苗的曙光:胰腺癌中的奇迹与适应症之谜
文章重点介绍了BioNTech的个性化新抗原疫苗BNT122在胰腺癌中的结果。在一项针对手术切除后胰腺癌患者的I期试验中,16名患者中有8人产生了可测量的T细胞反应。在3年随访时,这8名应答者无一人复发,全部存活;而其余8名无应答者中7人复发,中位生存期仅13.4个月。6年随访显示,应答者中仍有7人存活且无复发。鉴于胰腺癌极高的复发率,这一结果堪称“现代癌症疫苗史上最非凡的疗效信号”。
然而,同样的疫苗平台在其他癌症(转移性黑色素瘤、辅助性膀胱癌、辅助性结直肠癌)的试验中却接连失败或停顿。文章指出,这揭示了该领域的重大谜题:为什么在“最难”的癌症上成功,却在“较易”的癌症上失败?可能的解释之一与肿瘤突变负荷有关。胰腺癌的肿瘤突变负荷通常很低,这意味着新抗原的“候选池”很小,免疫系统更容易“找对”目标,避免了在高肿瘤突变负荷癌症(如黑色素瘤)中因“免疫优势”而选错抗原的问题。此外,试验的应用场景(是用于已转移的晚期患者,还是用于手术后清除微小残留病灶的“辅助治疗”场景)也至关重要。文章强调,现阶段解读这些复杂结果需极度谨慎,因为不同试验在佐剂、联合治疗、定义“免疫反应”等方面差异巨大。
更广阔的图景与前行之路
文章还讨论了处于两者之间的“边缘案例”:基于细胞的疫苗(如GVAX,通过注射灭活肿瘤细胞来激活免疫系统)和共享新抗原疫苗(靶向如KRAS G12D等常见驱动突变)。虽然前者基本失败,但后者因KRAS突变在胰腺癌等癌症中的高频率和免疫原性而展现出早期希望。文章最后总结,尽管挑战重重,但当前的环境与过去不同。三代关键技术的成熟为癌症疫苗的成功提供了土壤:用于发现新抗原的二代测序成本下降;能可靠激发细胞免疫的mRNA递送技术;以及能防止T细胞被关闭的检查点抑制剂。作者认为,尽管通往真正治愈之路仍充满艰辛,且癌症疫苗作为一种“制造过程”而非单一药物,仍有大量细节待优化,但支撑这一概念四十年的底层技术已足够成熟,使其首次有理由被认真对待。
【观点分析】
- 文章属于批判性科学综述,不否定癌症疫苗的前景,但极力提醒区分Ⅰ/Ⅱ 期小样本信号和大样本随机 Ⅲ 期确证证据,大量早期看起来很美的候选疗法最终在大样本试验宣告失败。
- 明确区分预防性(HPV)和治疗性癌症疫苗,大众媒体经常混淆二者概念。
- 点出领域关键矛盾:测序预测新抗原≠肿瘤细胞真正 MHC 呈递,能呈递≠具备免疫原性,这是当前个性化疫苗最大技术瓶颈。免疫肽组学是金标准,但受限于样本、成本、灵敏度,难以常规临床落地。
- 免疫优势现象是非常容易被科普忽略的关键点:不是候选抗原放的越多越好,免疫系统会优先选择少数靶点,可能刚好不是肿瘤真正需要攻击的靶点。
- 临床效果区分场景:现有积极信号主要来自术后辅助(清除微小残留),不等于能治疗已经广泛转移的晚期癌症,媒体报道经常模糊这个边界。
- 局限:文章基于截至 2026‑08 公开试验数据,部分还未读出最终 Ⅲ 期结果;没有深入探讨联合治疗之外的给药、佐剂优化细节。
这篇深度分析文章,是运用基础免疫学原理、药物开发历史案例和临床数据批判性解读,来剖析一个复杂生物医学领域的典范之作。其核心价值在于,它不仅清晰地解释了癌症疫苗从“失败”到“重燃希望”背后的科学逻辑变迁,更通过严谨的证据评估和逻辑推演,揭示了当前乐观情绪的具体来源与关键不确定性。文章成功地区分了“一个好想法”与“一个可执行的疗法”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为读者提供了一套评估新兴疗法潜力的批判性思维框架。
从批判性分析和科学传播的角度看,这篇文章有几个值得称道之处,同时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维度。
值得肯定的方面:
- 概念区分的严谨性:文章开篇即准确区分了“预防性癌症疫苗”(如HPV疫苗)和“治疗性癌症疫苗”,避免了公众最常见的混淆。同时,对“肿瘤相关抗原”与“新抗原”、“抗体反应”与“细胞免疫反应”等核心概念的辨析清晰透彻,为后续论述奠定了坚实基础。
- 历史教训的系统性总结:文章详细剖析了MAGE-A3疫苗失败的根本原因,并将其归因于“平台技术未成熟”(蛋白疫苗 vs. mRNA疫苗),而非“靶点错误”。这种“技术树”视角非常深刻,它解释了为何一个失败的想法(靶向MAGE-A3)在换用新技术后可能成功,而另一个想法(靶向新抗原)在特定场景下能创造出奇迹。
- 对成功故事的审慎解读:文章在描述BNT122在胰腺癌中的惊人数据时,并未盲目欢呼。它重点指出了Ⅰ期试验“无对照组”的本质局限,并提出“有免疫应答者本身可能预后更好”等替代性解释,这种对证据质量的清醒认识在科普写作中极为宝贵。
- 揭示矛盾的复杂性:文章没有回避“同一疫苗在胰腺癌成功,却在其他癌种失败”这一尴尬事实,并诚实地探讨了“肿瘤突变负荷”、“免疫优势”和“适应症场景”等可能的解释,向读者展示了现实药物开发中“并非所有阳性结果都能直接推广”的复杂性。
可进一步探讨的方面:
- 对“免疫优势”和“免疫原性预测”的悲观论述可以更平衡:文章详细阐述了预测免疫原性的巨大困难,并引用了TESLA联盟的结果。诚然,当前预测远非完美,但该领域(包括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正在快速进步。文章的论述可能让读者产生“预测基本不可靠”的过分悲观印象,而忽略了即使不完美,这些工具仍能在筛选候选抗原中提供重要的“富集”作用。未来的讨论或可补充预测模型性能的量化改进趋势。
- 对“Gritstone Bio失败”的解读可能过于简化:文章将Gritstone基于免疫肽组学训练的模型(EDGE)及其疫苗GRANITE的失败,主要归结为“整体方法不行”,并提到公司破产。但如文章自身承认,失败可能源于“选择了糟糕的适应症”等其他因素。仅以一家公司的破产作为该技术路线失败的佐证,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一个更平衡的视角会承认,商业失败有时并不等同于科学原理的证伪,尤其是在高风险的生物技术领域。
- 对未来路径的描绘可以更具建设性:文章最后提出了“测序、mRNA、检查点抑制剂”三要素成熟的观点,这是一个有力的结论。但关于“下一步具体需要做什么”可以更具体。例如,除了提到需要更好的新抗原选择、更快的生产周期外,还可以提及组合疗法(如与化疗、放疗或其它免疫调节剂联合)的重要性,以及克服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的挑战。
总而言之,基于新抗原的个性化癌症疫苗,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失败后,因关键底层技术的成熟,已经获得了首次真正值得期待的科学基础。其结论是可靠且审慎的:癌症疫苗在特定适应症(如胰腺癌、辅助治疗黑色素瘤)中已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但距离成为一种普适性的、针对晚期癌症的“治愈”手段仍有漫长且充满挑战的道路。
抗癌 代谢
2026.09.04
癌症不偏袒任何人……但是……
癌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既有许多已知因素,也有许多未知因素。
乔·施瓦茨博士| 2026年8月20日
癌症不分贵贱,会袭击年轻人、老年人、穷人和富人。1989年,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的孙子,三岁的卢卡斯·沃尔顿被诊断出患有威尔姆斯肿瘤,一种罕见的肾癌,他的父母悲痛欲绝。
在得知使用长春新碱、放线菌素D和阿霉素等药物的化疗成功率很高后,他们稍感安慰,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也开始寻找替代疗法和辅助疗法。最初的治疗未能彻底清除癌细胞后,卢卡斯的母亲克里斯蒂开始尝试一种以大量水果、草药和蔬菜为主的营养疗法,一些替代疗法的从业者认为这种疗法可以阻止癌症的进展。
卢卡斯康复了,这促使他的父亲约翰更深入地研究通过饮食治疗癌症的可能性。
约翰·沃尔顿意识到,民间传说和轶事无法证明饮食调整可以治愈癌症。要证明这一点,需要确凿的科学证据!
因此,他决定资助一项耗资五百万美元的研究,旨在探究营养在预防癌症进展中的作用。作为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的儿子,约翰身价数十亿美元,所以资金不成问题。
这项研究的构想是招募乳腺癌患者参与一项长期研究,改变她们的营养状况。这项名为“女性健康饮食与生活(WHEL)研究”的研究旨在观察增加水果、蔬菜和纤维的摄入量,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量,是否会对疾病的进展产生影响。之所以选择乳腺癌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有大量已确诊且治疗过的女性可供后续研究。
3000多名乳腺癌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详细的、持续的指导,学习如何在减少脂肪摄入的同时,将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增加到每天约12份。另一组则接受标准的健康饮食建议,遵循“每天五份”的原则。
所有女性在七年的时间里记录饮食日记,定期抽血检测类胡萝卜素水平,该指标反映了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研究人员预期,实验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的显著增加应该能够预防癌症复发,因为此前的多项观察性研究表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较高的人群癌症发病率较低。
然而,实验结果并非如此。
尽管血检和饮食日记显示,实验组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显著增加,但两组的乳腺癌复发率和死亡率却相同。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发现?
难道应该告诉乳腺癌患者饮食并不重要吗? 当然不是。
数据显示,在研究开始时,这些女性平均每天已经摄入约七份水果和蔬菜。这当然远高于北美平均水平。显然,增加到十二份并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益处。这意味着乳腺癌患者应该确保每天至少摄入七份水果和蔬菜,但没有必要走极端。
正如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适量有益并不意味越多越好。
如果能有一项研究调查癌症确诊前水果蔬菜摄入量极低,确诊后大幅增加摄入量的女性,那将非常有趣,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研究。
约翰·沃尔顿很遗憾没能亲眼看到他资助的这项研究的结果。2005年,他驾驶自己制造的飞机时不幸遇难。
卢卡斯·沃尔顿现在身体很好,他自己也资助了多项关于可持续农业和营养食品获取的研究。他的素食是否对他的康复有所帮助?这很难说,因为任何单一案例都无法证明因果关系。
我之前关于癌症不偏袒任何人群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生活方式因素确实会产生影响。虽然增加水果、蔬菜和纤维的摄入量可能不会影响癌症的进展,但可以降低其发病率。
肥胖、吸烟、饮酒、某些感染、大量食用加工肉类和红肉,以及某些职业,例如矿工、屋顶工、沥青铺路工、木工和接触柴油的工人,都与较高的癌症发病率相关。
经济状况也可能是一个风险因素。发达国家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较高,因为她们生育第一胎的时间较晚,这会增加患癌风险,而激素因素是主要原因。母乳喂养率较低也会增加患癌风险。在发达国家,女性初潮年龄较早的情况更为常见,这可能与雌激素和孕激素周期性变化的时间更长有关,从而增加患癌风险。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女性多次足月妊娠的情况更为常见,这反而会降低患癌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癌症研究成果问世,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越来越多,“未知”的事情越来越少。
https://www.mcgill.ca/oss/article/medical-health-and-nutrition/cancer-plays-no-favouritesbut
2026.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