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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对女性需求的普遍困惑
Dr. Orion Taraban,一位心理学家兼关系专家,在视频中探讨了男性对女性在约会中真正需求的常见误解。他提到,这一问题困扰了数代思想家,甚至连弗洛伊德(Freud)也坦言无法完全解答“女性想要什么”。Taraban通过进化心理学、行为观察及个人经验,提出女性想要的是其他女性想要的,强调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在女性择偶中的核心作用,并结合现代社会趋势(如社交媒体)分析其影响。
视频背景与讨论契机
Taraban指出,他三天前刚发布了一期相关主题的节目,讨论女性在约会中的真实需求。他通过与主持人Sean的对话,结合自身著作《The Value of Others》中的观点,深入探讨女性需求的复杂性,涵盖进化心理学、社会动态及个人偏好,旨在为男性提供更有效的约会策略。
模仿欲望与社会信号
Taraban认为,女性在约会中的需求深受模仿欲望驱动,即她们倾向于选择其他女性认为有吸引力的男性。这种现象类似于时尚趋势,某些类型的男性(如高大、强壮、面部对称)在特定时期更受欢迎,因为女性通过观察彼此的行为来判断“安全”选择。
- 进化心理学视角:女性可能本能地寻求优质基因(如面部对称,间接反映胎儿健康,抵抗外界病原体的能力),但在日常生活中,模仿欲望更直接影响决策。
- 群体行为的安全性:女性倾向于选择“群体中心”的男性,因偏离群体偏好会增加社会暴露感,导致焦虑和脆弱感。
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
现代社交媒体加剧了女性的比较心理。女性看到其他女性似乎在事业、家庭、社交等方面“全能”,导致她们觉得自己偏离了“安全中心”,可能引发抑郁和焦虑的上升。Taraban认为,这种现象部分解释了女性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的增加。
性市场价值的定义与争议
Taraban引入性市场价值(Sexual Marketplace Value, SMV)概念,描述个体在约会市场中的吸引力排名。尽管这一术语可能让人不适(因其将人量化),但他认为人们潜意识中都会根据某些标准评估潜在伴侣的价值。
- 三种性市场价值:
性市场价值随年龄的变化
- 女性的SMV:女性在18岁进入约会市场时,SMV通常达到顶峰,因青春和生育力是男性偏好的核心线索,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尽管部分女性可能是“晚熟型”)。研究显示,男性认为女性在23岁左右最具吸引力。
- 男性的SMV:男性在18岁时SMV较低,因缺乏资源、地位或成熟度,但通过努力(如事业成功、情感成熟)逐渐上升,约在30岁超过平均女性,峰值可能在40-50岁(基于约会应用数据)。
- 交叉点:约30岁时,男女SMV发生反转,女性优势减弱,男性开始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这解释了美国首次婚姻平均年龄为29岁,女性可能在SMV下降前选择“锁定”高价值伴侣。
双重择偶策略
Taraban提到双重择偶策略(dual mating strategy),即女性可能寻求优质基因(从高吸引力男性)和资源/安全感(从稳定伴侣)分离获取。
- 荷尔蒙影响:研究显示,女性在排卵期更偏好“高雄性激素”男性(如体型强壮、气味吸引),因其代表优质基因;非排卵期则更倾向稳定伴侣。
- 避孕药的影响:口服避孕药可能抑制排卵期偏好,导致女性选择较少“传统阳刚”的伴侣。Taraban建议女性在考虑长期关系前停用避孕药,重新评估对伴侣的吸引力,尽管需注意怀孕风险。
稀缺性与吸引力
- 稀缺性驱动欲望:女性更渴望“不可得”的男性(如已婚男性,因其被至少一位女性“认证”),类似于儿童因无法得到某物而更渴望。已婚男性因“戒指现象”更吸引女性,可能因被视为“安全”或“高价值”。
- 安全感与误解:女性可能因已婚男性“不可得”而更敢于接近(认为不会引发浪漫误解),但男性常将友好误解为性兴趣,导致沟通偏差。
四种约会途径
Taraban建议男性在2025年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寻找伴侣,每种方式需不同策略:
- 约会应用:需优化个人资料,突出吸引力。
- 冷搭讪(Cold Approach):需高自信和社交技巧。
- 社交圈:通过工作、宗教、生活或娱乐场所建立联系,需长期关系维护。
- 社交媒体:如LinkedIn或Instagram,需根据平台调整展示方式。
他强调,男性应同时尝试多种途径,增加成功概率,因“好女性”是少数,但全球人口基数大,优质选择依然充足。
男性需接受拒绝
- 数字游戏:男性需接受高拒绝率(可能高达900次),但只需找到“对的那一个”即可。女性默认反应为“拒绝”,男性需通过坚持和策略突破。
- 提高SMV的建议:
崇拜者与被崇拜者
Taraban提出吸引力的平衡(balance of attraction)理论,任何关系中总有一方更爱(崇拜者,adorer)另一方更被爱(被崇拜者,adored)。
- 崇拜者的特点:体验强烈情感(兴奋、焦虑、幸福),更渴望维持关系,但可能因情绪波动感到脆弱。
- 被崇拜者的特点:拥有更多控制权,决定关系框架,但情感体验较弱,可能感到“妥协”或不满足。
- 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做崇拜者,因缺乏情感内容可能导致女性更快离开关系;男性可能因责任感坚持更久。
女性择偶中的高攀性(Hypergamy)
- 女性倾向选择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高攀性),若男性主动扮演崇拜者(将女性置于“ pedestal”),可能被视为“低价值”,降低吸引力。
- Taraban建议男性争取“被崇拜者”角色,因其提供更多关系控制权,尽管情感体验较少。
童年经历的影响
- 爱算法(Love Algorithm):个体的择偶偏好受童年家庭关系影响,如父母关系塑造对“熟悉感”的追求。
单偶制的生物与文化基础
- 生物倾向:人类并非完全单偶制,介于黑猩猩(等级制,少数雄性控制多数雌性)和倭黑猩猩(自由性行为,强化社群联系)之间,呈现“单偶倾向”(monogam-ish)。
- 文化影响:单偶制是文化发明,未见于原始部落。过去婚姻的稳定性依赖社会压力、羞耻感及离婚的法律限制,而非纯粹生物倾向。
现代婚姻的失败原因
- 选择失误:人们常因直觉而非逻辑选择伴侣,未充分筛选长期兼容性。
- 吸引力衰减:关系满足需求后(如生育),吸引力下降,因人类更渴望“不可得”之物。
- 个人变化:每7-10年,个体成为“新版本”,可能与伴侣不再匹配,导致关系“自然结束”。
- 社会变迁:女性经济独立减少对男性的物质需求,降低关系稳定性;高GDP社会中,婚姻年龄推迟,生育率下降。
儿童对婚姻的影响
- 为孩子维系婚姻:许多父母为孩子选择维持不幸福的婚姻,但Taraban认为这可能弊大于利,因孩子能感知家庭中的“冷漠”或冲突,影响其“爱算法”。
- 离婚时机:如Sean的父母,部分夫妻在孩子离家后离婚,可能因之前为孩子牺牲个人需求。Taraban建议,若关系不可持续,应尽早结束,避免将不健康模式传给下一代。
女性教育与地位的上升
- 数据趋势:英国预计10年内女性大学毕业生将为男性的两倍,教育性别差距扩大。
- 地位变迁:女性主导的领域(如护理、教学)常随时间失去高地位,大学教育可能因女性主导而价值下降,雇主对学位重视度降低。
高收入社会的潜在影响
- 普遍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若AI驱动经济消除贫困,女性对男性资源的依赖将进一步减少,可能加剧高攀性择偶标准,男性需通过其他特质(如魅力、独特性)提升吸引力。
- 关系的重新定义:Taraban认为,传统婚姻模式因无法适应现代条件而瓦解,未来需更灵活的关系结构,接受多样化的关系形式(如非单偶制、短期关系)。
建议的适应策略
- 减少对伴侣的期望:避免将伴侣视为“全能村落”(朋友、爱人、治疗师等),从其他关系(如朋友、社区)满足部分需求。
- 拥抱差异:接受男女在需求上的不对称性,追求互补而非绝对平等的关系。
- 个性化选择:鼓励个体选择适合自己的关系模式,而非遵循传统或社会压力。
核心误解与建议
男性最常误解的是,女性在约会中并非追求固定特质,而是受模仿欲望和进化偏好驱动,选择其他女性认可或具优质基因的男性。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动态,导致女性焦虑与择偶复杂性增加。男性应通过多渠道约会、提升性市场价值(外貌、个性、地位)并接受拒绝来提高成功率。
关系的未来
现代婚姻因吸引力衰减、个人变化及女性独立而面临挑战。Taraban建议重新审视单偶制与婚姻的定义,接受关系“季节性”终结的可能性,并通过疗愈童年创伤调整择偶偏好。未来约会需更灵活,减少对伴侣的全能期望,拥抱男女差异与多样化关系模式。
资源与联系方式
Dr. Taraban通过YouTube频道Psychax分享更多内容,链接至其著作《The Value of Others》、私人社区Captain’s Quarters(提供双月小组咨询与问答)及一对一咨询服务,详情见其网站。
备注:本复述基于视频内容,结合Taraban的进化心理学视角与社会观察,结构化呈现其核心观点,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女性需求及现代约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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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25.07.10<markdown>
演讲者开篇即回应了一个古老且棘手的问题:“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这个问题曾困扰了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无数思想家。
他给出了一个可能不尽如人意的答案:女人想要的,是其他女人所拥有的东西。这与其说与男人本身有关,不如说是一种模仿性欲望(mimetic desire),即女性的欲望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其他女性行为和选择的影响。 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何女性的吸引力偏好会带有某种“时尚性”(fattishness),某些类型的男性会像流行趋势一样,在一季与一季之间变得更受欢迎。
当然,这一观点需要与进化心理学的论点相平衡,即女性会寻求拥有良好基因的男性,例如更高大、更强壮、面部对称性更好。面部对称性被认为是一个间接指标,反映了胎儿在子宫内发育时受到的外界病原体干扰较少,从而暗示了其生理健康。 然而,在日常的择偶决策中,模仿性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会持续密切地观察其他女性,以此来判断什么是安全的。当足够多的女性采取某种行为时,就形成了一个“行为曲线的中心”,身处其中会让女性感到安全,如同在兽群中央。 当女性的行为、偏好或外在表现显著偏离这个中心时,她们会感到越来越暴露,从而产生脆弱和焦虑感。
演讲者认为,这部分解释了为何现代女性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急剧上升。通过社交媒体,女性看到了一个“亮点集锦”(highlight reel),即其他女性似乎在“做所有的事情”:生孩子、去塞舌尔度假、攻读硕士学位、发表TED演讲、与闺蜜早午餐、还能抽出时间上普拉提课。 这种信息轰炸让许多女性持续感到自己“没有在做所有的事情”,从而无意识地觉得自己正在偏离那个最安全的“群体中心”,这可能是导致她们抑郁和焦虑情绪显著上升的一个潜在原因。
演讲者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这种模仿性欲望在两性关系中的运作机制。他将两性市场比作一个巨大的港口,男人们是停泊船只的船长,女人们则是寻找合适船只登船的乘客。由于船只数量太多,乘客无法亲自逐一详细考察。 因此,乘客们采用的一个最快启发式(heuristics)或经验法则是:根据已经站在某艘船前的人群规模来做决策。 这存在风险,因为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因为看到别人站在这里才选择站在这里的。但人们会做一个合理的假设:至少人群中有一个人做过尽职调查,研究过这艘船和船长,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等待的地方。这是一种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捷aproach,因为人们倾向于去人多的地方。
这种现象体现了所谓的“马太效应”(Matthew principle),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两性关系中,这意味着那些最不需要更多女性关注的男性,反而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关注。这解释了为何高中里总有那么两三个男生特别受欢迎。 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男人在结婚后会经历女性关注度的急剧上升。婚戒成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它至少表明:世界上有一个女人认为这个男人是她能得到的最佳选择,并愿意与他做出终身承诺。这个女人相当于为这个男人做了一次彻底的“审查”(vetting)。如果这个女人本身也非常有吸引力,那么这个信号会更强,因为这暗示着她是在众多选择中挑出了这一个,从而使这个已婚男人显得更有价值。这就像招聘时,从竞争对手那里挖人比从零开始培养新人要容易得多。
演讲者探讨了“want”这个词的双重定义:它既意味着“渴望”(desire),也意味着“匮乏”(lack)。他认为,这两者在人类内心中深度交织,我们总是渴望我们所没有,甚至是无法拥有的东西。 有时候,人们在充满希望地追求某物时,比实际拥有它时更快乐。几乎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曾经梦寐以求、以为能带来幸福的东西,但得到之后却发现,自己的满足感并没有比当初渴望它时增加多少。因此,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可以让人将这种“追求游戏”无限期地进行下去。
回到已婚男人更受欢迎的现象,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性认为他们是安全的。因为他已婚,女性会认为接近他不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不会出轨,所以可以像对待一个普通人一样与他友好交谈。 然而,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将友好误解为性兴趣和意图。这就是为何几乎每个男人都曾爱上过某个咖啡师。因此,当女性因觉得安全而对已婚男性表现出友好时,男性往往会将其误解为吸引力的信号。
演讲者指出,在2025年,男人有四种认识女人的方式:约会软件、搭讪(cold approach)、社交圈(工作、信仰、生活、娱乐场所)和社交媒体。一个认真寻找伴侣的男人,应该同时运用这四种方法。每种方法各有优劣,需要不同的策略。 他强调,尽管优秀的男女都是少数,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选择依然很多。男人需要明确自己寻找的是什么,并准备好进行大量的约会。
他认为,男女在约会中的默认反应不同:女性的默认反应是“不”,而男性的默认反应可能是“是”。但这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取决于谁在两性市场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更高的价值。这就像足球比赛,领先的球队会转为防守,落后的球队则会采取更具攻击性的策略。 在20多岁时,普通女性的两性市场价值通常高于普通男性,因此她们倾向于扮演“防守方”(说不)。而年轻男性通常不具备女性所看重的资源,如技能、经验、金钱或地位,他们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来打造自己。
演讲者承认“性市场价值”这个词可能让人不适,但他认为每个人都在潜意识中使用类似的评价体系。为了更清晰地探讨这个概念,他将其分解为三种不同类型:
这接近于一种社会客观价值,基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美的原型(archetypes)。例如,女性越像《体育画报》泳装模特,男性越像罗纳尔多,他们的规范性价值就越高。这个原型会随时间和文化而变化。
这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类型”(types),这些偏好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他以自己为例,表示他个人偏爱“可爱的书呆子”(cute nerds),这类女性的规范性价值可能不高,但对他个人而言吸引力极强。他认为,人们应该接纳自己的性偏好,而不是过度深究其原因。
这个概念指的是,任何东西的真实价值只有在交易发生时才得以确立。在此之前,一切都是假设和协商。在两性市场中,交易性价值通过考察一个人实际能获得的伴侣类型来衡量。 他指出,衡量男女的交易性价值需要不同的标准,因为女性更容易获得性,而男性更容易获得承诺。
性市场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年龄和个人发展而变化。
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市场价值的交叉点大约出现在30岁左右。在此之前,普通女性比普通男性更具吸引力;在此之后,普通男性则反超女性,并且这种优势会一直持续下去。 他认为,这解释了为何美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9岁,这恰好是女性在权力平衡中仍处于优势的最后时刻。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在自己的价值开始下滑、而对方的价值将持续上升之前,锁定一个最佳的可得选择。
关于巅峰年龄,他引用了一些研究:
如果一个女性的目标是结婚生子,那么在20多岁时优先考虑这件事是明智的,因为这是她们性市场价值最高的时期,能够吸引到已经事业有成、准备好组建家庭的优质男性。 然而,现代社会中,20多岁的女性通常交往的是同龄男性,而这些男性大多尚未准备好承担家庭责任。女性可能会在这些不会做出承诺的男性身上浪费时间,或者将这段时间用于发展自己的教育和事业。当她们在35岁左右感到生物钟的压力时,再开始认真择偶,往往为时已晚。他引用数据称,40岁时无子女的女性中,80-90%是“非自愿”的,即她们并非不想要孩子,而是因各种原因错过了时机。
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在任何一段关系中,两个人对彼此的喜欢程度都不可能完全相等。总会有一个人喜欢对方更多(崇拜者,the adorer),另一个人喜欢对方更少(被崇-拜者,the adored)。
他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想成为“崇拜者”,因为那里才有“感觉”。然而,对女性而言,处于“崇拜者”的位置尤为重要。如果关系中缺乏情感内容,女性更容易感到不快乐并最终选择离开。 如果一个男人坚持将女人放在“神坛”上,扮演“崇拜者”的角色,这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让女性感到新奇,但长期来看,她们会感到无聊。因为这无意识地传递了一个信号:男人在下,女人在上。这违背了女性**向上择偶(hypergamy)**的本能。女性喜欢被这样对待,但她们不会与之发生关系或结婚。
演讲者引用了“生命学院”(School of Life)的一个观点:我们在约会中寻找的不是能让我们快乐的伴侣,而是能让我们感到熟悉的伴terrifying。这种熟悉感可能与我们童年时期经历的特定类型的“折磨”紧密相连。我们之所以对那些“纸面上”完美的伴侣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察觉到,他们无法以我们所需要的方式让我们受苦,从而无法让我们感到爱是真实的。
他进一步解释,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基于观察父母关系而形成的“爱的算法”。这就像一个只用一个样本训练出来的AI模型,它会将这个样本视为“现实”的全部。如果童年经历是稳定和充满爱的,那么这个人长大后会自然地寻找并建立安全依恋关系。 如果童年经历充满了创伤,这个人不仅会觉得这种痛苦的模式很熟悉,还会无意识地进行“重演”(reenactment)。他们会寻找一个能让他们重现童年问题的伴侣,试图在当前的关系中解决过去未能解决的冲突,以获得情感上的了结。然而,悲剧在于,他们只擅长重现问题,却从未见过问题被成功解决的样子,因此往往会陷入循环。
他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由于成长于一个混乱的家庭,他在20多岁时倾向于被同样“混乱如过山车”的女性吸引。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循环后,他通过心理治疗,逐渐疗愈了童年创伤。随着疗愈的深入,他的吸引力偏好也发生了真实的变化,他开始能够真诚地被稳定、健康的女性所吸引。 他强调,这种改变并非仅仅是时间的功劳,而是需要有意识地去审视、理解和疗愈内在的创伤。
演讲者讨论了现代约会方式是否违背了人类的进化设计。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女性在停用激素类避孕药后,其性偏好会发生变化,她们会变得更倾向于被传统意义上更具男性气概的男性所吸引。 这背后可能与所谓的“双重交配策略”(dual mating strategy)有关。该理论认为,女性可能在进化中形成了一种策略:与一个能提供安全和资源的“贝塔”男性建立稳定关系,同时在排卵期(即生育能力最强时)被基因更优越的“阿尔法”男性所吸引,并可能寻求与之发生关系。当停用避孕药后,女性的自然荷尔蒙周期回归,她们的生物本能会更倾向于寻找代表“好基因”的男性。
他认为,一夫一妻制(monogamy)更像是一种文化发明,而非人类的生物本能。他引用了《黎明时分的性》(Sex at Dawn)一书,指出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等级森严、雄性竞争激烈)和倭黑猩猩(性行为普遍、用于社交)在性行为上截然不同,而人类介于两者之间。 因此,人类在性策略上也存在一个连续的光谱。大多数人可能是“近似一夫一妻制”(monogamous-ish),即可以保持相对的忠诚,但严格的、终身的性排他性对很多人,尤其是男性而言,非常困难。
他认为,许多成功的男性之所以努力奋斗,其深层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性机会。当他们达到成功后,放弃这些“特权”是极其困难的。这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年危机更多地发生在男性身上:一个年轻时循规蹈矩、努力奋斗的男人,到了中年事业有成,而妻子可能已经年华老去,此时他从未体验过自己处于两性市场优势地位的感觉,这种诱惑可能难以抗拒。 因此,他建议男性至少等到35岁再认真考虑婚姻,因为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体验和理解自己价值提升后的新现实。
他认为,现代婚姻之所以失败率高,是因为我们对它寄予了太多的期望。我们试图将法律契约、性排他性、共同居住、生育、爱情等所有功能都捆绑在一个单一的关系中,并期望伴侣能扮演我们整个“村庄”的角色。这在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外,关系的本质也存在一个悖论:通过给予对方所想要的,我们恰恰在削弱对方对我们的需求,从而使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变得不那么重要。 他认为,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那种靠社会压力和经济依赖维持的婚姻模式,但也不必让一切分崩离析。未来在于解构(unbundling)传统婚姻,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有意识地选择和组合不同的关系模式,并对彼此的选择抱有更多的宽容和尊重。
对于未来,他预测,随着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例如,在英国,大学毕业生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可能很快达到二比一),大学教育的社会地位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由女性主导的领域后来成为男性趋之若鹜的高地位领域,但反过来的情况却时常发生。
他最后给出了几点核心建议,以帮助人们建立更满意的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