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H Jay Bhattacha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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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与信任危机 (主持人 Andrew Huberman)

主持人首先谈到了美国人均寿命自2012年至2019年间几乎停滞不前，而欧洲国家同期有所增长。疫情期间美国人均寿命急剧下降，直到去年才恢复到2019年水平，而瑞典则在2020年短暂下降后迅速恢复并继续增长趋势。这表明美国在科研上的投入并未有效转化为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称的使命——提升美国人民的健康和寿命。

接着，主持人转述了公众对科学界，特别是疫情期间表现的普遍不满和不信任感。公众认为科学界在某些问题上（如封锁、口罩、疫苗）未能承认错误，导致他们对科学失去信心，甚至不再关心科研经费问题，只想知道真相。

嘉宾介绍与核心议题 (主持人 Andrew Huberman)

• 嘉宾：Dr. Jay Bhattacharya，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此前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其所有正规学术训练均在斯坦福完成。
• 播客主题： 探讨美国公共资助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NIH 的使命与现状 (Dr. Jay Bhattacharya &amp; Andrew Huberman)

• NIH的使命： 支持旨在提升美国人民健康和寿命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惠及全球。NIH长期以来是全球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几乎所有药物的研发、健康生活方式（睡眠、饮食）的研究都与NIH相关。它对美国生物医学界至关重要，支持了大量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包括Bhattacharya本人和Huberman本人）。
• 基础研究 vs. 应用研究：
  • NIH预算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研究，即不以特定治疗或疾病为直接目的的探索性研究。这些研究为所有疾病的治疗和治愈提供了知识基础。
  • Bhattacharya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无法申请专利、私营企业缺乏动力进行的研究（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NIH资助此类研究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
  • NIH也资助应用研究，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能有效的药物或疗法。
  •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模糊且有争议，但Bhattacharya坚信两者都必须资助。
• Huberman的担忧与Bhattacharya的回应：
  • Huberman举例说明基础研究（如视觉系统研究、细胞生物学研究）如何最终带来重大医学突破（如儿童斜视早期矫正、癌症治疗），并表达了对新政府可能削减基础研究经费的担忧。
  • Bhattacharya明确表示，无意改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两者都是NIH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继续得到支持。 他未曾从新政府内部听到任何削减基础研究的建议。

    间接成本 (Indirect Costs, IDC) 问题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IDC的定义： NIH资助科研项目时，除了给实验室的直接经费外，还会额外支付一笔间接成本给所在的大学/机构，用于支付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如动物房维护、水电、清洁）等费用。
• IDC的争议：
  • 新政府的削减尝试： 特朗普政府曾试图将所有机构的IDC费率统一削减至15%（此前各校费率不同，如斯坦福约55%，有些高达75%，有些低至30%）。但此举因诉讼而被阻止。
  • IDC的合理性与历史渊源： Bhattacharya认为联邦政府通过IDC支持大学科研基础设施是合理的，源于二战后Vannevar Bush提出的联邦政府与大学合作构建国家科研基础设施的理念。
  • IDC的分配机制及其问题：
    • 当前机制下，大学获得IDC的前提是拥有能成功申请到NIH经费的顶尖科学家。而吸引顶尖科学家又需要良好的科研基础设施。这形成了一个“棘轮效应”，导致联邦科研经费和科研基础设施高度集中在少数几所大学（主要是沿海大学）。
    • 许多其他地方的优秀科学家因所在机构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而难以获得NIH资助。
    • 不同类型研究的IDC需求差异： 基础科学（如Huberman的实验室）对固定设施（如放射性物质处理）依赖度高，IDC需求大；而某些应用研究（如Bhattacharya的流行病学、卫生政策研究，主要依赖电脑和数据集）对固定设施需求小，但现行IDC费率并未体现这种差异。
    • 不同资助机构的IDC费率差异： 同一所大学，NIH的IDC费率可能远高于某些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约15%）。
  • 政策核心问题： 不是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大学科研，而是如何支持？资金应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层应如何分配资金？如何审计IDC的使用以确保纳税人资金得到妥善使用？
  • Bhattacharya认为，现在是重新思考NIH和联邦政府如何支持国家科研基础设施的好时机，这个问题40年来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纳税人资助科研成果的“回购”问题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Huberman提出的尖锐问题： 纳税人资助了基础研究和早期研发，但最终成果（药物、技术）由私营企业商业化并高价卖回给公众。纳税人相当于为自己付费的研究成果再次付费。
• 期刊论文的付费墙问题： 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发表后，公众（甚至有时是研究者本人，如果其机构未订阅该期刊）需要付费才能阅读。更糟糕的是，发表论文本身还需要研究者（用纳税人的钱）向期刊支付高额版面费。
• Bhattacharya的回应与改革：
  • 认同问题严重性： 完全同意Huberman的分析，认为纳税人付费的研究成果理应免费向公众开放。
  • NIH新政策： 前任NIH院长Monica Bertagnolli制定政策，要求NIH资助的研究成果在发表后立即免费向公众开放。Bhattacharya上任后，将此政策的生效日期从原定的今年12月提前至7月。
  • 意义： 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有助于科学的公开透明，打破象牙塔，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互动。

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 与科研成果商业化 (Dr. Jay Bhattacharya)

• 背景： 1980年代中期通过的拜杜法案允许NIH资助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 立法初衷（“最后一公里”问题）： 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本身难以直接转化为产品，缺乏商业利益驱动，可能无法惠及大众。允许专利是为了创造商业激励，加速基础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
• 权衡： 在专利保护期内，纳税人资助的产品价格会更高，但作为交换，公众能更快地从科研投资中获益。这是一个复杂的权衡。

美国药品价格远高于其他国家的问题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现象： 美国人为相同的药品支付的价格是欧洲人的2到10倍。
• 经济学原理的失效： “一价定律”在此失效，即无法通过跨国套利来拉平价格差异。
• 原因（Bhattacharya分析）：
  • 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的互动方式有关。
  • 制药公司实际上是利用美国市场的高药价来资助其研发投入（特别是昂贵的后期临床试验）。欧洲国家则往往只支付药品的边际成本。
• 结论： 美国纳税人不仅资助了全球大部分基础研究和早期临床研究，还通过高药价间接资助了制药公司为全球市场进行的后期研发。美国纳税人几乎是整个研发链条的“存钱罐”。

降低美国药价的努力与影响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 要求其他国家分担其应有的研发成本份额，通过贸易谈判、关税政策、允许药品再进口等机制，缩小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药价差距。
• 预期结果： 欧洲药价可能略微上涨，美国药价下降，全球更公平地分担研发负担。
• 潜在影响：
  • 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承担更多成本尚不确定。
  • Bhattacharya认为，当前美国纳税人承担研发重负的局面不可持续。一旦公众了解真相，会要求改变。
  • 药价均等化可能促使制药公司更广泛地关注全球健康问题，而不仅仅是美国市场的问题。
• 美国健康状况的警示： 尽管美国在生物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自2012年以来，美国人均寿命增长停滞，甚至在疫情后恢复缓慢。这表明科研投入并未有效转化为整体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下一代美国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可能不如父辈。整个医疗体系更侧重于疾病管理而非健康促进。欧洲国家的人均寿命则在持续增长。
• 改革的必要性： Bhattacharya认为，调整药价，使NIH的投资组合更好地满足美国人民的健康需求，是早就应该进行的修正。

  科研领域的“马太效应”与大学捐赠基金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Huberman提到，公众常质疑为何要资助那些拥有巨额捐赠基金的顶尖大学进行科研。
• Bhattacharya回应，联邦科研经费的分配确实存在不均，顶尖大学因拥有能申请到经费的科学家而获得更多IDC。而许多其他大学尽管有优秀科学家，但因缺乏基础设施而难以获得资助。
• NIH的IDEAS项目旨在帮助处于NIH经费分配后50%的25个州的研究机构获得更多联邦资助，以促进科研的地理均衡，打破“学术圈近亲繁殖”，激发更多元的科学思想。
• Bhattacharya认为，可以考虑按成本效益竞争的模式分配IDC，即能以更低成本提供同等科研支持（如实验室空间、设备维护）的大学应获得更多资助。

NIH经费评审机制 (Study Section) 与科研创新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同行评议制度： NIH经费申请由同行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Study Section）进行评审和投票。
• 优点： 由领域内专家评估研究的价值。
• 潜在问题（Huberman指出）：
  • 保守性： 容易倾向于资助已有成果、擅长写作经费申请书的成熟科学家的延续性工作，而不利于全新的、大胆的、可能挑战现有理论的颠覆性创新。科学进展可能因此变得缓慢和渐进。
  • 地理和机构的“圈内效应”： 尽管评审小组刻意包含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抱团”现象。
• Bhattacharya的回应与分析（硅谷模式对比）：
  • NIH评审的保守性： NIH的评审过程内在地追求每个受资助项目都能“成功”，这导致倾向于资助那些已知可行的渐进式工作（“拧螺丝”）。
  • 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 投资组合中允许大量失败，只要有一个项目（如谷歌、苹果）取得巨大成功，整个投资组合就是成功的。这种模式更能容忍失败，鼓励大胆创新。
  • 衡量科研“创新性”的方法： Bhattacharya分享了他疫情前与同事MikoPhCHatinen进行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生物医学文献中新词汇和词语组合的出现时间，来衡量科研项目所依赖思想的“新旧程度”。
  • 研究发现：
    • 1980年代NIH资助的论文倾向于研究1-3年前的新思想；而2010年代则倾向于7-8年前的“旧”思想。
    • 获得首个大型NIH经费（RO1，对获得教职和终身教职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年龄显著推后：1980年代为30多岁，2010年代则为40多岁。
    • 年轻科学家（博士毕业初期）更倾向于在研究中尝试新思想，且创新性随年龄增长单调递减。
  • 现有体制对年轻科学家的束缚： 当前体制下，年轻科学家往往需要经历多个博士后阶段，为资深科学家的研究服务，才能获得独立研究的机会，这延迟了他们独立探索新思想的时间，也消耗了他们的创新活力。
  • Bhattacharya的改革目标： 支持年轻科学家，减少对失败的惩罚，改变激励机制，鼓励科学家勇于挑战重大健康难题，进行颠覆性创新。

复制危机 (Replication Crisis)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问题的提出： John Ioannidis (斯坦福同事，全球被引次数最高的在世科学家之一) 在2005年发表论文《为什么大多数已发表的生物医学论文是错误的》。
• 原因： 并非主要是科研欺诈，而是科学研究本身的难度，以及现有发表和激励机制的问题。
  • 统计学显著性（如P&lt;0.05）本身就允许一定比例的假阳性。
  • 同行评议并不涉及重复实验或重新分析原始数据，仅检查逻辑错误。
  • “阴性结果”难以发表，缺乏动力去验证或推翻著名理论。
• 后果： 大量已发表的、被认为是“知识”的生物医学文献并不可靠。基于不可靠基础（“沙上建塔”）的后续研究和药物研发投入巨大，最终可能无效。
• 制药公司的私下复制： 大型制药公司在投入巨资进行后期临床试验前，会私下对相关的基础研究进行复制验证，但这部分信息公众和科学界并不知晓。
• 现有激励机制的弊端：
  • 过度强调论文数量和影响力（如H指数、引用次数）。
  • 不鼓励承认失败、公开分享数据等“亲社会行为”。
  • 将“未能复制”视为原作者的失败，而非科学探索的正常过程。
• Bhattacharya的解决方案（三管齐下）：

  1. 使复制研究成为可行的职业路径： 大力资助创造性的、可规模化的复制研究工作，提升其在科学界的地位。明确哪些文献中的关键结果最需要复制验证。
  2. 建立专门发表复制研究结果的期刊： NIH将创办一个高影响力期刊，专门发表复制研究结果（包括成功的复制和未能复制的结果）以及“阴性结果”，使其易于检索，形成科学界的“社区笔记”。
  3. 衡量和奖励科学家的“亲社会行为”： 将数据分享、参与复制、与复制者合作等行为纳入科学家学术产出的衡量标准，改变单纯以论文数量和影响力评价的文化。
• 目标： 彻底改变科研文化，使之奖励追求真理而非单纯追求影响力的行为。消除科研欺诈的动机，解放科学家，让他们专注于探索世界的真相。
• Huberman对此表示高度赞同和期待，认为这将极大改善科研生态，特别是对年轻科研人员。

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问题与NIH拨款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Huberman提出的公众疑虑： 新政府上台后，似乎在NIH经费审查中特别关注“DEI”和“跨性别”（transgender）等字眼，并暂停或取消了相关领域的经费。甚至有传言称，一些研究转基因小鼠（transgenic mice，生物医学常用工具）的项目也因此受到波及。
• Bhattacharya的回应：
  • “转基因”误伤问题： 大部分情况发生在他上任前（他于4月2日上任）。他表示，如果因词语混淆（transgender vs. transgenic）而误伤了正常的转基因研究，那显然是错误的。他已设立申诉程序，纠正这类“假阳性”错误，恢复了一批优质科研项目的经费。
  • NIH对弱势群体健康的持续关注： 他强调，NIH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支持针对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健康福祉的研究。这是NIH使命的应有之义。例如，NIH在镰状细胞贫血症（非洲裔美国人中更常见）的基因编辑疗法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 区分科学研究与DEI意识形态：
    • 科学问题： 研究种族、性别等生物学相关变量对健康结果的影响是正当的科学问题（如某些基因突变在特定种族中更常见，乳腺癌在女性中更常见）。
    • DEI意识形态的核心（Bhattacharya的理解）： “种族本质论”，即认为种族是定义个体的首要且最重要的因素。以及认为“结构性种族主义”是导致少数族裔健康结果较差的主要原因。
    • “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不可证伪性： Bhattacharya认为“结构性种族主义导致健康差异”这一论断更像是一种社会学或意识形态观点，而非一个原则上可被科学实验证伪的科学假说（引用卡尔·波普尔的证伪标准）。相比之下，“少数族裔更可能居住在食物沙漠地区，导致其健康状况更差”则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假说。
  • NIH经费调整的导向： 旨在从NIH的资助组合中剔除那些纯粹基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实证的项目，将资源更集中于能实际促进健康的研究。
  • 针对“取消对少数族裔科研人员的特殊资助”的解释：
    • 遵守民权法： 政府的立场是应遵守国家民权法，不应基于种族进行歧视。NIH作为一个机构，在决定资助谁时不应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
    • 对少数族裔学生的“反向歧视”与“降尊”： 为少数族裔学生设立特殊资助通道，在Bhattacharya看来，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坚信少数族裔学生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关键在于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资源，而不是基于种族的特殊对待。
    • 正义的真谛： 不是追求各种族在科研领域的等比例代表（如果是这样，那么印度裔和华裔应占主导），而是确保所有有志于科研的人都能获得必要的资源和社会支持，从而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 “种族本质论”对科学的扭曲： 过分强调种族身份，会使科学的重点偏离真正重要的东西——思想的质量、推进人类知识的潜力、转化为大众健康的价值、以及研究的真实性。
  • NIH的使命回归： 承认美国历史上存在种族不公，但认为利用NIH解决这些深层次的“宇宙级不公”问题，既不恰当（超出了NIH的能力范围），也可能扭曲科研投入，并导致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NIH的首要任务是支持能促进所有美国人（无论种族、性别、性取向）健康和寿命的科学研究。
  • 对盲审的看法： Huberman提出，为何不将经费评审完全匿名化，只看研究计划本身的优劣。Bhattacharya认为，支持早期职业科学家（他们通常缺乏显赫的履历）本身就体现了“重思想轻资历”的原则。虽然完全消除身份因素可能不现实（如需要确认申请者的科研训练背景），但种族等与科研能力无关的身份因素不应成为考量标准。

疫情应对的反思与重建信任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Huberman转述公众的强烈诉求： 大量公众（包括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因疫情期间的封锁、口罩和疫苗政策而对科学界失去信任，他们要求科学界承认错误，否则不愿再支持科学。
• Bhattacharya的立场与经历：
  • 明确反对疫情期间的强制措施： 他在疫情期间一直公开反对封锁、口罩强制令、疫苗强制令，并批评公共卫生领域的“反科学”倾向。
  • 呼吁调查实验室泄漏假说： 主张科学机构应公开承认并调查其在可能导致疫情的危险研究（即实验室泄漏假说）中所扮演的角色。
  • 学校关闭的巨大错误：
    • 他尖锐批评了疫情期间关闭学校的政策，指出这导致美国儿童（尤其是少数族裔儿童）学业落后两年甚至更多。让幼儿通过Zoom学习阅读是荒谬的。
    • 瑞典并未关闭16岁以下儿童的学校，且与关闭学校的芬兰相比，在儿童和教师的健康结果上并无差异。
    • 欧洲许多国家在2020年秋季即重新开放学校，当时已有充分科学证据表明关闭学校对儿童弊大于利。
  • 《大巴灵顿宣言》及其遭遇： 2020年10月，他与SuneTra Gupta（牛津大学）、Martin Kulldorff（哈佛大学）共同撰写《大巴灵顿宣言》，主张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同时让社会低风险人群正常生活，开放学校。因此遭到科学界和医学界的猛烈攻击，被指责“不科学”。
  • 在斯坦福遭受的压力与学术自由的挑战：
    • 因在与佛罗里达州州长DeSantis的圆桌会议上指出儿童戴口罩缺乏科学证据，遭到百余名同事秘密请愿要求学校压制其言论。
    • 2020年曾被医学院院长要求停止接受媒体采访。
    • 其关于人群抗体水平的研究在发表前受到校方干扰。
    • 校园内出现针对他的人身攻击海报，指责他“在佛罗里达杀人”，同时收到死亡威胁。
    • 前NIH院长（福奇）曾邮件指示对《大巴灵顿宣言》进行“毁灭性打击”，导致媒体对其进行歪曲性宣传。
    • 斯坦福大学在疫情期间未能保护其学术自由，也未能在2024年之前组织关于疫情应对不同观点的科学会议（尽管他多次请求）。
• 科学界的“群体思维”与“信息一致性”的伦理困境：
  • 科学伦理： 自由表达不同观点，通过实验和论证来检验和推进科学认知。
  • 公共卫生伦理： 信息传递的一致性，基于“共识科学”。例如，宣扬“吸烟有益健康”是违背公认科学和公共卫生伦理的。
  • 疫情期间的错位： 公共卫生当局将关于封锁、口罩、疫苗（特别是其阻止感染和传播的持久性、对康复者的必要性等）的许多未经科学证实的观点，当作如同“吸烟有害健康”一样的“共识科学”来强制推行，并压制不同意见。这种做法损害了公众对科学和公共卫生的信任。
• 重建信任的关键： 坦诚面对错误，进行深刻反思（类似医院在病人死亡后进行的M&amp;M会议，旨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Bhattacharya希望其作为NIH院长，能改革科学界，使自由讨论、学术探究和好奇心成为未来运作的核心价值观。

疫苗的讨论 (Andrew Huberman &amp; Dr. Jay Bhattacharya)

• 疫苗的总体有效性： Bhattacharya明确表示，相信许多疫苗是有效的，能够拯救生命，包括儿童疫苗。
• 新冠疫苗的特定问题：
  • 对儿童的净效益： 他认为新冠疫苗对儿童（尤其是不存在其他基础疾病的年轻男性，大致年龄段12-30岁）可能弊大于利（净有害）。
  • 早期临床试验的局限性（2020年12月）：
    • mRNA疫苗（辉瑞、莫德纳）的III期临床试验主要显示，在两个月内能有效预防有症状感染（在从未感染过新冠的人群中），但未提供关于预防死亡或阻止传播的可靠证据。mRNA疫苗组的死亡人数甚至略高于安慰剂组，但无统计学差异。
    • 腺病毒载体疫苗（强生、阿斯利康）合并分析显示，疫苗组死亡率略低，有统计学意义。
    • 所有试验的观察期都只有约两个月，无法评估长期效果。
  • Bhattacharya当时的观点（2020年12月《华尔街日报》评论）： 基于现有数据，应推荐老年人接种疫苗，但不一定推荐年轻人接种，因为年轻人感染新冠的风险远低于老年人，疫苗的潜在未知风险对他们而言可能超过已知益处。同时应解除封锁。
  • 公共卫生当局的过度承诺与强制： 公共卫生当局基于不充分的推断，向公众承诺疫苗能“根除”新冠，实现群体免疫（错误地将其等同于疾病根除），并在疫苗被证明无法有效阻止传播后，反而将问题归咎于未接种者，并强制推广疫苗（如通过OSHA和CMS对特定人群强制接种，否则失业）。
  • 对自然免疫的忽视： 对于已感染并康复的人群，并无证据表明接种疫苗能提供比自然免疫更好的保护或减少传播风险。卡塔尔的研究甚至显示，疫苗预防感染的效力在接种后4-6个月会急剧下降。
  • 疫苗的潜在危害（成人）： 年轻男性（远至35-40岁）中观察到心肌炎（短暂性或更严重）的风险增加。关于疫苗是否导致其他长期副作用，目前缺乏可靠的、设计良好的对照研究，现有文献因政治化和争议而难以给出明确结论。
  • 长新冠 (Long COVID)： Bhattacharya认为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但其确切发病率和程度尚不清楚。他引用法国一项研究，显示儿童中长新冠发生率与未感染新冠的对照组相似，但成人中感染者的长新冠发生率更高。
  • 对加强针的立场： FDA专员Marty Makary已发布新框架，要求未来的新冠加强针必须证明其在预防有症状感染、死亡和住院方面的临床效力，而不仅仅是产生抗体，才能获得批准。这是基于证据的正确做法。
• 流感疫苗： Bhattacharya表示自己通常每年都接种流感疫苗。他认为流感疫苗的技术相对传统，有长期安全数据，其监管框架（基于抗体反应）有一定合理性（因流感病毒株每年变异，难以进行长期临床试验）。但他仍主张对所有疫苗的安全性进行严格评估。
• 核心观点： 对待疫苗应如同对待其他药物，基于证据进行诚实的效益/风险评估，尊重个体差异，不应将疫苗问题上升为“信仰”或“道德”问题。公共卫生当局在新冠疫苗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使得讨论其他有益疫苗也变得困难。
• 疫苗与自闭症：
  • Wakefield事件： Bhattacharya表示不了解细节，不作评论。
  • MMR疫苗与自闭症： 他认为有一些高质量的研究（如丹麦的大型队列研究）未能发现MMR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
  • 其他疫苗与自闭症： 对其他疫苗与自闭症关系的研究不如MMR充分，他个人认为疫苗不太可能是导致自闭症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 自闭症病因的不确定性： 承认自闭症发病率确实显著上升，但其确切病因尚不清楚。有多种假说（肠道菌群、视黄醇、超声波影响胎儿大脑发育、环境化学物质暴露、宫内事件、营养问题等），但大多缺乏定论。
  • NIH的新举措： Bhattacharya已在NIH内部组织一项新的、广泛的研究计划，旨在开放性地、不受预设偏见地（包括疫苗假说在内）调查自闭症的病因学。该计划将整合基础科学、流行病学、环境暴露等多方面研究，与自闭症患者家庭和社群合作，应用严格的科研方法和可复制性标准。目标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显著增进对自闭症病因的理解。
  • 开放研究的重要性： 他强调，即使自己不认为疫苗是自闭症的主要原因，也必须允许科学家公开、诚实地研究这一假说，否则公众不会信任最终的研究结果。

NIH的未来展望与Bhattacharya的愿景

• NIH机构重组： 国会负责决定NIH内部各研究所的结构调整。Bhattacharya表示将配合国会和政府的决定，但他个人的工作重点是研究内容和科研标准，而非机构名称。
• 核心改革目标：

  1. 以可复制性为科学真理的核心标准。
  2. 重新调整资助组合，赋能年轻的、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让他们能够检验自己的创新思想。
  3. 集中力量解决美国人民面临的关键健康问题。
• Bhattacharya表示，他希望让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科学家能够更容易地发声，创造一个专注于探求真理而非屈从于等级权威的科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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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202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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