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伤 Mary-Frances O’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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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弗朗西斯·奥康纳博士，亚利桑那大学临床心理学和精神性病学教授，也是全球哀伤和丧失科学领域的专家。我们讨论了我们在哀悼时大脑和身体会发生什么，多巴胺和渴望在哀悼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陷入哀悼特定阶段的健康风险，以及如何在尊重不再与我们在一起的人、动物或事物的同时，克服失去。奥康纳博士解释说，哀伤涉及在抗议和绝望（通常还有内疚和愤怒）之间来回循环，并解释了科学支持的以最健康的方式通过这一过程的方法。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会经历哀伤和丧失。奥康纳博士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和工具，帮助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对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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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25.06.04<markdown>

访谈嘉宾介绍： 玛丽-弗朗西斯·奥康纳博士（Dr. Mary Frances O'Connor）是亚利桑那大学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她领导着哀伤、丧失和社会压力实验室。她是全球哀伤和丧失科学领域的专家。

核心讨论内容： 本次访谈探讨了人在哀悼时大脑和身体会发生什么，多巴胺和渴望在哀悼过程中的作用，陷入哀悼特定阶段的健康风险，以及如何在尊重逝者、动物或事物的同时，克服失去。

哀伤（Grief）与哀悼（Grieving）的区别：

• 哀伤（Grief）：是对丧失的自然反应，是身体、情感和精神上对亲人逝去的即时反应。它是一种情绪状态，可以在任何时刻被感知和量化（例如，从1到10的哀伤程度）。
• 哀悼（Grieving）：是哀伤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它像股市一样，每天都有波动，但长期来看会有一个轨迹。哀伤本身不会消失，因为只要我们想起逝去的亲人，就会感到一阵哀伤，即使是25年后。哀悼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在失去亲人后继续生活。

哀伤与爱及依恋的关系：

• 谈论哀伤离不开爱与联结。失去的影响取决于我们曾经拥有什么。
• “缺席让心更渴望”（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描述了依恋的本质。当我们与某人建立联结（如爱上伴侣或孩子），会产生一种“我永远在你身边，你也永远在我身边”的隐含信念，时间和距离不会改变这一点。如果对方不在，我们会本能地去寻找。
• 死亡的特殊性：死亡打破了这种“寻找就能找到”的模式。大脑难以理解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无法找回逝者。
• “逝去但永存”理论 (Gone but also everlasting theory)：我们理性上知道亲人已经去世（有葬礼、死亡通知等记忆），但依恋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让我们仍有“也许他们还在某处”的隐含信念。当这两种冲突的信息同时出现时，就会引发一阵哀伤。

预知死亡与突然死亡对哀悼的影响：

• 突然的丧失更难处理：因为大脑没有预演过这种情况，更难理解和接受。
• 临终对话的益处：与临终关怀中的亲人进行“结束性对话”（closure conversations），如说“我爱你”、“谢谢你”、“我原谅你”、“请原谅我”、“再见”，对之后的哀悼有帮助，因为可以回顾这些时刻。
• 依恋生物学机制的持续性：即使知道亲人即将离世或已经离世，依恋的隐含信念仍然存在，阻止我们学习他们已经“消失”的事实。因此，即使知道亲人已故，仍可能下意识地想给他们发短信。
• 哀悼的转变：哀悼过程可能是学习如何转变对这段关系的理解，即在他们不在这个物质世界后，如何理解他们的存在，如何维持与他们的内在联系（如在心里和他们对话，想起他们会喜欢什么）。这种内在联系是永存的。同时，也需要接受他们无法参与未来生活的现实（如婚礼、毕业典礼）。这种矛盾是哀悼令人困惑的原因之一。

“放手”与哀悼：

• 不存在对依恋的“放手”，而是转变对依恋意义的理解。
• 历史与文化中的应对方式：大多数文化和宗教体系都为人们提供了理解逝者去向的方式（如天堂、净土、成为祖先），以及维持与逝者联系的途径（如亡灵节、代祷）。这些体系帮助人们理解内在联系的真实性，同时接受逝者不在场的事实。
• “整合”而非“恢复”或“放手”：奥康纳博士认为哀悼的调整是“整合”（integration），即思考现在与逝者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
• 个人经历：奥康纳博士分享了她母亲患癌13年后去世的经历。这段经历让她熟悉并接纳了哀伤。她最初因未能与母亲共同经历关系的转变而感到哀伤，但后来意识到她仍然可以与内在的母亲形象进行对话、理解和原谅。这种与内在表征的关系整合，帮助她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运作，而不是“放手”。
• 核心观点：我们可以适应亲人离去的世界（这非常痛苦），同时，由于他们深深地编码在我们的生理和大脑中，他们也以某种方式与我们同在。

哀伤、依恋与“渴望”（Wanting）：多巴胺的作用

• 渴望是哀悼的核心特征：“渴望”、“思念”（yearning, pining）是哀悼的标志。
• 多巴胺与努力：多巴胺系统与我们愿意为想要的东西付出多少努力有关。我们会愿意付出巨大努力再次见到逝去的亲人。
• 神经影像学研究：研究发现，当被试者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渴望程度时，其大脑中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奖赏学习区域）的活动与渴望程度呈正相关。这表明大脑将对亲人的渴望编码为一种“需要去接触”的信号。
• 哀伤不是“新的负担”，而是“一部分的失去”：失去亲人不像是在已满的盘子上又加了一样东西，更像是与亲人联结时形成的“我们”中的一部分被“截肢”了，导致个体无法像往常一样在世界上运作。
• 渴望的正常性：渴望本身没有错，它揭示了大脑处理丧失的方式。
• 与“成瘾”的区别：奥康纳博士认为，对亲人的渴望不同于成瘾。对亲人的需求（如同食物和水）是一种稳态过程（homeostatic process），是生存所必需的。而成瘾性物质会劫持并破坏这些正常的稳态回路。将对亲人的渴望比作“口渴”更恰当。
• 哀悼的过程：哀悼是学习如何以新的方式“接触”逝者（如内心对话、与他人谈论），同时，也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满足依恋需求，即与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人建立和维持联结，因为逝者无法再满足这种需求。

哀悼后的“良好结果”：

• 奥康纳博士避免使用规范性的“良好结果”定义，而是从开放的角度思考。
• 文化中哀伤素养的缺失：现代文化（尤其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基于宗教或传统习俗的哀伤素养，导致人们在面对强烈情绪时缺乏指引和支持。
• 依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依恋理论指出，依恋关系通过多巴胺、催产素、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神经化学物质以及特定大脑区域的受体，在生理上将个体“联结”起来。
• 哀悼的两种核心反应：抗议（Protest）与绝望（Despair）（鲍尔比的观点）：
  • 抗议：当依恋对象（如孩子、伴侣）突然消失时，身体会充满寻找的能量和冲动（例如，在超市发现孩子不见了）。
  • 绝望：当意识到依恋对象永远不会回来时（例如，收到已故伴侣的信件），会产生一种沉重的、放弃的、退缩的感觉。
  • 两种反应的功能：抗议是试图证明他们没有消失；绝望则是停止代价高昂的搜寻行为，保存能量。两者都是学习“他们走了”这个事实的方式。
  • 绝望并非终点：绝望忽略了希望。即使亲人逝去，生活仍可恢复意义，个体仍可与他人建立新的联结。
• 哀悼后的不同人生轨迹：爱和被爱的能力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自然、信仰，甚至自我关爱上。这些都是满足依恋需求的有效方式。

哀伤的生理与心理整合：

• 哀伤是依恋回路的自然和基本组成部分。我们生来就具有依恋和哀悼的能力。
• “抗议”对应“行动”（Go）回路，“绝望”对应“抑制”（No-go）回路：抗议是基于希望通过行动解决问题的“行动”倾向；绝望则是行动受阻的“抑制”倾向。
• “绝望”的代价与转化：绝望状态（抑制）虽然可能减少了搜寻的生理消耗，但其本身也可能伴随炎症等生理变化。从进化的角度看，绝望时的退缩有助于在失去支持时保存资源。然而，最终仍需转向有意义的行动以继续生活。
• 依恋对象的转变是天生的能力：人类天生具备在不同发展阶段转变主要依恋对象的能力（例如，从父母转向同伴/伴侣）。这种转变能力是哀悼和适应的基础。
• 现代社会哀悼支持的缺失：与青少年期依恋对象转变时（如上大学、参军）常有的社会支持（如群体仪式）不同，因死亡导致的哀伤往往缺乏这种结构化的支持，使个体独自面对强烈的冲击。

社会支持在哀伤中的重要性：

• 隔离的危机：现代社会面临隔离危机，而哀伤时尤其需要他人的支持，如触摸、拥抱、陪伴、眼神交流、气味等非语言的慰藉。
• 12步互助组的启示：类似成瘾康复中的互助模式，哀伤互助小组也很重要。
• 哀伤互助小组的形式：可能因丧失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失独父母小组与丧偶小组）。
• 为何他人的痛苦只能提供部分慰藉：因为每个人的“空洞”是独特的。但与有相似经历的人交流，能让人意识到哀伤是普遍的人类体验，从而获得连接感。
• 公共卫生模型的丧亲支持：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开始发展围绕丧亲的医疗保健体系。
• 哀伤的健康风险：
  • 亲人去世当天，个体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21倍。
  • 妻子去世后的头三个月，丈夫致命性心脏病发作风险几乎是未丧偶男性的两倍。女性风险也显著增加（约1.8倍）。
• “外包”生理调节：与伴侣的联结如同拥有一个“外部起搏器”，帮助调节生理（如血压、心率）。失去伴侣后，身体需要重新学习自我调节。
• 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母猴在幼崽夭折后会携带其尸体，期间停止自我梳理。此时，猴群会打破等级制度，任何成员都可以为这位母亲梳理。这启示我们，在他人哀伤时，我们有责任“照料”他们，关注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 实验室研究：奥康纳博士的实验室研究发现，哀伤强度高的人在经历哀伤波动时，血压升高更显著且恢复更慢。
• 哀伤支持小组的潜在作用：除了情感支持和科普，也可以监测哀伤者的生理指标（如血压），提供应对技巧。
• 病理性哀伤（Disordered Grieving）：约1/10的人会出现病理性哀伤，即随着时间推移没有好转迹象。这些人可能需要特定的、有循证依据的心理治疗干预。

酒精在哀伤中的角色：

• 奥康纳博士分享了母亲去世后第二天早餐时喝啤酒的经历，认为在特定时刻，酒精可以是应对哀伤的“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
• 文化传统与酒精：许多文化传统在丧亲初期鼓励饮酒。这可能与酒精的短期效应有关，如在低剂量下促进社交（去抑制），或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应对生理冲击（如短期降低血压）。
• 关键在于适度与情境：关键在于不让酒精成为唯一的或长期的应对方式。
• “心碎而死”并非隐喻：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证实，新近丧亲者的全因死亡率显著升高。保险公司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将此因素纳入精算表。
• 应对哀伤的医疗干预探索：奥康纳博士的实验室进行了一项概念验证研究，在丧亲者头两周给予小剂量阿司匹林，观察其心脏保护作用（结果积极，但非临床建议）。这提示我们思考，既然知道哀伤具有医疗风险，应该如何主动干预。
• 哀伤与怀孕的类比：哀伤和怀孕都不是疾病，都是自然过程，但都伴随巨大的生理变化且具有医疗风险。我们为孕妇建立了完善的评估和干预体系，对哀伤者也应如此。

“分区化处理”（Compartmentalization）情绪：

• 文化中的矛盾信息：一方面被告知要“感受情绪”，压抑不好；另一方面又被要求保持功能，不能沉溺于悲伤。
• 情绪是“产物”：与其直接处理情绪，不如处理导致情绪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例如，如果身体处于“抗议”状态（焦虑、无法静坐），可以通过跑步释放能量，或通过瑜伽和呼吸练习来平复。
• 平衡“需求”与“资源”：当需求超出资源时，就会产生压力。哀伤时，要思考如何增加资源、减少需求。
• 身心干预研究：一项研究比较了正念训练和渐进式肌肉放松（PMR）对丧偶者的效果。结果PMR对缓解哀伤更有效。PMR通过主动收缩和放松不同肌群，让人感知放松状态，成为一种随时可用的自我调节工具。正念训练也有帮助，但哀伤时大脑本身就在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可能难以集中精力进行新的复杂练习。
• 情绪处理工具箱：面对哀伤的波动，需要一个包含多种应对策略的工具箱。
  • 压抑（Suppression）的适时应用：在需要保持功能的场合（如重要会议），暂时压抑悲伤是可行的。
  • 情绪的释放与支持：但如果压抑是唯一策略，则阻碍了学习过程。在适当的时候（如翻看相册时），允许自己哭泣，并寻求支持（如与亲友交流），知道如何“走出悲伤的水坑”。
• 哀伤过程的非线性：并非标准的“否认-愤怒-接受”阶段。更像是多种情绪和反应的反复出现和交织。重要的是理解哀伤不仅仅是悲伤。

哀伤中的“自我允许”：

• 社会期待的压力：人们常因他人的评价（“你不该悲伤”、“你应该悲伤”）而感到困扰。
• 个体差异与非预期性：每个人的哀伤反应都不同，且往往与自己预期的不同，因为很多依恋和生理反应是潜意识的。哀伤的自然反应就是“反应本身”，哀悼则是学习理解和应对这些反应。
• 对快乐的内疚感：哀伤者常因感到快乐、享受生活、坠入爱河等而内疚，因为潜意识中“逝者永存”的信念让他们觉得这是对逝者的背叛或遗忘。
• 与内在逝者对话：可以通过转变与内在逝者的关系来化解这种内疚。例如，告诉自己“我为你而活”，“你会为我感到骄傲”，或者原谅逝者。即使关系不佳，也可以选择将这段经历暂时封存。
• 关键在于“谁在评判”以及如何获得“允许”。

自杀性死亡的哀伤：

• 奥康纳博士非自杀研究专家，但从哀伤角度探讨。
• 自杀性死亡的哀伤更具挑战性：因为这类死亡通常是突然的、暴力的、意外的，使适应过程更困难。
• “本可以、或许可以、应该”的思维怪圈 (Would've, could've, should've thoughts)：哀悼自杀者时，常陷入对过去行为的 бесконечно的自责和假设（如果我接了电话、如果我早点送医、医生本该检查……）。大脑会编造无数个将死亡归咎于自己的故事。
• 问题的本质：这些自责性的想法是“抗议”的一种形式，试图通过找到“原因”来掌控无法控制的局面，或者避免面对“坏事毫无理由地发生”这一更难以承受的现实。沉溺于这些想法会使人脱离当下，错过生活中的美好。
• 应对方法：关键不在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问题是无限的），而在于处理“我正在反复思考这些”这一事实。学习应对思维的技巧，如通过改变环境（如出门散步）来打断反复思虑。问自己：“这个想法对我的生活有帮助吗？”
• 寻找“使内心平静的故事”：有时需要找到一个（无论真假）能平息内心不断追问的故事，让自己能够从反复思虑中解脱出来，回到当下。
• 自杀率的上升：奥康纳博士观察到，在她的教学中，认识自杀身亡者学生的比例显著上升，这反映了自杀问题的严峻性。

信仰体系与哀伤：

• 死亡是必须思考的问题：许多宗教和哲学体系都对死亡和来世有所阐释。这些体系是否有用，比其是否“真实”更值得关注。
• 宗教的社会支持功能：宗教往往提供社群支持，这在哀伤中至关重要。
• 信仰的挑战：丧失也可能挑战既有信仰（“上帝为何允许此事发生？”），导致额外的精神压力。
• 神经科学视角的“永生”：奥康纳博士认为，爱人之间的联结会在神经层面留下深刻印记（如她提到的草原田鼠交配后伏隔核区域的表观遗传变化），这种生理层面的“合二为一”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的“永生”。她从神经科学中找到了对依恋和哀伤的理解与敬畏。
• 信仰与哀伤过程：有研究（如“老年夫妇生活变迁研究”）表明，那些在丧失发生前就对生死有成熟思考（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哲学理念）的人，在丧失发生后哀伤程度较低。这提示我们，提前思考这些存在性问题是有益的。

面对死亡的实践：

• 承认时间的有限性：胡伯曼博士分享了他每日练习中观想“最后一次呼气”的习惯，这让他更珍视生命。
• 预写遗言/嘱托：胡伯曼博士分享了他写下并时常更新一份“如果我死了，希望你们知道的事”的文件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减轻亲友困惑和悲伤的方式，尽管奥康纳博士提醒这并不能消除亲友的哀伤，因为哀伤是依恋的必然结果。
• 对死亡的恐惧是普遍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指出，人类普遍恐惧死亡，并会采取各种心理防御机制来回避这一现实。
• 奥康纳博士的个人经验：在母亲临终前频繁飞行时，她曾因恐惧死亡而经历恐慌发作。通过学习（包括佛学训练），她发展出一种练习：在颠簸时对自己说：“是的，今天可能就是那一天。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准备好，你需要做什么让生命无憾？”这种练习帮助她更好地面对死亡恐惧，并活在当下。
• 从疾病中学习：奥康纳博士因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对身体的不可预测性有深刻体验（如无法预知早晨是否有足够精力站着讲课）。这让她对哀伤者的处境（无法控制的情绪波动、认知模糊、生活失序）有更深的共情。她强调，哀伤的自然反应是无法选择的，但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应对和适应。

时间感知在临终与哀伤中的变化：

• 临终者的时间感知：胡伯曼博士分享了其导师临终前对时间感知变得细致入微的观察，似乎能从极短的时间片段中体验到丰富的内容。
• 奥康纳博士的解读：虽然缺乏针对临终者时间感知的深入研究，但她认为，学会调节注意力是调节身心状态的基础。在精力有限时（如MS发作期），个体被迫更精细地感知和利用能量。这种经历让人在精力充沛时更懂得珍惜和品味生活中的“丰盛”，即使是很小的事情。这种“失去才知珍惜”的体验，可能与临终者对时间感知的变化有相似之处。

总结与最终建议：

• 哀伤是复杂且个体化的过程，没有“标准模式”或“最佳方法”。
• 核心在于学习如何在“抗议”和“绝望”两种反应之间振荡，并最终将丧失整合到持续的生活中。
• 社会支持、自我关怀、以及对自身情绪和生理反应的理解至关重要。
• 不要试图“缩短”哀伤过程，这反而可能延长它。允许自己感受，并寻求适当的帮助。
• 思考死亡，并非病态，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当下，并为不可避免的丧失做好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
• 每个人都会经历哀伤，而奥康纳博士的研究和见解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和工具来应对这一普遍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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